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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在台里当临时工,基本上就是打杂,干那些正式工不干或不屑干的活儿。每个电视台都有一些临时工干了很多年,虽没编制,但还一直干着。

    我刚去台里的时候,干的是临时工当中最低级的杂活儿,通常都是接电话,给摄像机电池充电,扛背包机、三脚架之类。外出干活儿的时候,我就一路拎着摄像机,老摄像要拍的时候,我把机器递过去,人家拍完了,我再接过来继续拎着。跑一个月腿,工资和在印刷厂差不多,也是三百来块钱。不过,因为父母都在这个单位,我也比较勤快,所以大家对我都还比较好,有活儿都喜欢叫上我,活儿多了,钱就多起来了。

    其实,纯粹打杂的日子没有太长时间。这期间,跟着老摄像拍片子,我也慢慢地学,没多久就学会摄像了。电视台的活儿里,摄像是最容易上手的,就看有没有人给你机会。老摄像们大多对我都不错,每当他们拍的镜头差不多够了的时候就会把摄像机交给我,让我随便拍点儿。慢慢地,编辑在剪辑的时候发现我拍的镜头还能用,到了下一次,老摄像就又多给我点儿机会拍。再后来,一些不那么重要的选题,编辑们干脆直接让我去了——这就意味着,我可以独立拍片子了。再后来,通过跟在编辑旁边看剪片,剪辑我也学会了。最后,摄像、剪辑、写稿、配音,这一套活儿不到一年时间,我也差不多都掌握了。这样,我就又可以独立做片子了。

    那段时间,我主要在体育组,那里摄像的活儿干得最多,包括体育赛事转播,也拍过一些小专题和新闻。记得第三届国城市运动会在南京举行的时候,我拍的几条片子还在省里得过好新闻一、二、三等奖。这对于当时的我已经是巨大的荣誉了。

    在我的临时工生涯中有一个重要事件,那就是一九九四年夏天,有一部纪录片叫《西域风情》,是当时文化部下属的一个公司投拍的项目,当时摄制组到台里来找摄像。老摄像们有的因为台里有栏目走不开,有的嫌时间太长,又在新疆拍摄,嫌苦不愿意去,而我是又能拍片子又肯吃苦又自由的人,就进了那个摄制组。

    现在看起来,《西域风情》那个摄制组是个标准的草台班子。导演很懂新疆,但不太懂电视,三个摄像当中,一个是南京电影制片厂的,另一个是电视台的老摄像,还有就是我,当时我二十三岁。

    其实片子拍得并不算好,只是拍这部片子给我留下了特别重要的一段回忆。我们在新疆一共拍了三个月,要跋涉于高原、沙漠、冰川,拍摄条件非常艰苦,另外两个摄像都是分别参与了一半,我是唯一一个从头拍到尾的。当时我跑遍了新疆,行程三万多千米,以至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对新疆的地理比对江苏还熟。

    成长。

    《西域风情》总共拍了三个月,从新疆回来的时候,我头发长得扎上了一个小辫儿,络腮胡子一大把,基本上就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装逼艺术家们的统一造型,区别在于我那是条件所逼,因为在新疆拍摄和生活条件都太艰苦,没地方也没时间理发,真不是为了“装13”。

    回来后歇了大半年,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国家体育总局投拍一部中国奥运军团备战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大型纪录片《奔向亚特兰大》,因为我一直在体育组打工,所以我又进了这个组。《西域风情》拍了三个月,这个“亚特兰大”前期加后期一共六个月时间,简直折磨死我了。生活和拍摄条件比起在新疆好了很多,但是在制作和业务要求上难度更高,也相对更辛苦,也更磨炼人。

    我参加这个摄制组,要感谢片子的项目运作人王讯,他是江苏台最早的体育解说员,对我很好,也是觉得我能力还行,就把我拉了进去。这个项目让我的电视业务能力得到了相当大的提高。

    《奔向亚特兰大》这部纪录片的撰稿人有十多个,我是其中之一,同时也是摄像和编导之一。它的题材很宏大,但其实是很常规的选题,只是拍摄起来比较辛苦,为了采访遍布国的每一支国家集训队,我们大多数时间都在路上,总行程跑了三万多千米。

    我还记得这部片子一共拍了一百四十多盘素材,其中绝大部分是我拍的。本来我的任务到前期拍摄结束就完了,没想到训练局的领导看完样片后要我剪片子。我把本子看了一遍有些发愁了。这个纪录片的撰稿人群体集中了当时中国体育界最顶尖的一群人,包括中国足球报社总编杨迎明、现在的中新社总编章新新、人民日报社的缪鲁、新华社的杨明、解放军报社社长孙晓青。因为这群大人物都是搞文字的,他们写的是很文学的稿子,往往不考虑画面。他们的稿子里经常有大段优美的文字旁征博引,写得像体育史一样,看起来很好,可我上哪儿找画面呢?虽然可以借用一些史料性的资料画面,但制作时间和经费都有限,怎么办?后来,我提出让每个撰稿人按电视要求改解说词。

    年轻时我很为这事儿陶醉——我一个江苏台的临时工,让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的名记们按我的要求改稿!多得瑟啊!就这样,我实际上负责了这部纪录片的后期制作。这部二十六集的片子都在北京做后期,整整一个月,我一大早进机房,一直忙到晚上十二点,然后睡觉,第二天继续。一天除了吃两顿盒饭的时间,一直在昏天黑地地剪片子,想想那个时期真是熬得我够呛。

    放到现在看,《奔向亚特兰大》除了具备一定的时效性和史料价值外,从整体制作水平来说,还是很一般的。但是不管怎么说,第二年这部片子还获了一个什么奖,并且这部片子拍摄和制作的经历对我的业务成长也有很大的帮助。《奔向亚特兰大》完成之后,我俨然成长为一个相当高级的临时工了。

    在一九九六年五月,带着一身疲惫,我奔回南京,结婚去了。

    “名记”。

    我从北京回来后没多久,就进了我在江苏台的第一个正经栏目,新创办的深度报道类新闻栏目——《都市传真》,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新闻生涯。

    1、文笔得到公认

    从《奔向亚特兰大》组回到台里,我进了江苏台二套《都市传真》栏目,在这个新闻专题栏目组,拍摄、编辑、写稿、配音,我都自己来,一个月忙下来工资有一千七八,比起当年干临时工饥一顿饱一顿的状态,简直好到天上了。更重要的是,我到了该栏目后不久,从临时工转正成了记者,从此结束了在江苏台低人一等的生活。当上了体面的记者之后,我整个人都精神多了,社会责任感空前高涨,陆续做了一些相当有影响的报道。一下子,我就找到了一种做名记的感觉。

    那时,凡是有重大题材,主任几乎都点我去做。一九九六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闭幕当天,台里要推出一个三十分钟的回顾本届奥运会的新闻综述。当时我们是一个社会新闻栏目,不是体育栏目,领导把这个活儿交给我的时候离闭幕已经没有几天了。

    一分钟片子的解说词是二百二十至二百五十个字,三十分钟的片子差不多要写七千多字的稿子。当时中美关系正处于低潮期,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接待规格都降低了,根据上面“要找美国的毛病”的要求,我疯了一样地找资料,把奥林匹克公园爆炸、交通混乱、比赛延时、裁判误判等属于“《新闻联播》后十分钟”的内容都翻了出来。接下来,就是甩开膀子写解说词了。我还记得,那天晚上知道要大干一场,写之前我喝了点儿小酒,小睡了一觉,晚上十二点多起来,一直写到快天亮。写到最后一段的时候,我简直文思泉涌,就嫌手没有脑子快了,而且越写越觉得牛逼,自己都被自己的文字感动了。最后,我一气呵成写了二十多页。写完之后,取名为“召唤英雄”——亚特兰大奥运会会歌的名字。

    到了奥运会闭幕当天,我的这部专题片如期推出。直到今天,我都记得那段气势磅礴的结尾,从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古希腊开始,综述本届奥运会的得失,最后讲到人类的光荣与梦想,结尾配上高亢华丽的主题歌《召唤英雄》,我和我的同事,包括绝大多数时候都麻木不仁的审片领导都看得相当激动——事实上,那段片子无论什么时候看,我都会激动得起一身鸡皮疙瘩。

    七八年之后,有一次我们一帮岁数、经历都差不多的同事一起喝酒,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有人就说起了《召唤英雄》,说这部片子在编辑部被很多人拿出来放过,特别是最后那段,他们中竟然还有人记得其中的解说词。对于这部片子,台领导也很满意。有领导评价我说:“孟非的片子电视手法很一般,但稿子写得还行。”这个评价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也符合我的自我评价。依靠技术的事情我几乎都不行。

    2、玩儿画面也还行

    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八年前后,江苏台有两个栏目互相较着劲,一个是《21点》,专门做人物专题的,一个是我所在的《都市传真》,专门做新闻事件。这两个栏目的领导都是广院科班出身的,而且还是同学,是当时江苏台最有希望、最有朝气的学院派代表,各自领着一帮江苏台年轻有为、不甘于混吃等死的人在做节目,其中很多都是没有身份,但有点儿想法的临时工。

    我的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当年《21点》的主任陈辉现在是江苏台副台长(也当过我的主任),《都市传真》的主任张红生现在是江苏台电视传媒中心副总裁,当年他们带领的那帮人现在大多在台里已成为师长、旅长级别的人物了。

    从实力上说,《都市传真》的整体编导能力相对要弱一点儿,《21点》文艺一些,电视表现手法也比较多。两个栏目的主任同在一个办公室,我的主任常常当着《21点》主任的面骂我:“为什么你每次都要写那么多词儿?每次都写十几页干什么?做电视,要多用同期声!懂不懂?”我不敢辩解,连声说:“好好好,我去改。”每到这时,《21点》的主任总是跟我的主任说:“你知足吧,我那边的人就是不会写稿子,稿子从来没有人能写到第三页!”那帮人都受了当时央视《生活空间》的影响,爱用长镜头,基本都是同期声,一条片子写不了两句词儿,感觉特纪实、特文艺那种。我心里想:我们是新闻节目,我不是文艺编导,搞那一套干吗?

    一九九八年南京下了一场大雪,也是那年的第一场雪。下雪那晚,主任给我打电话,让我第二天做一条片子。挂掉电话后,我觉得机会来了,要改变一下领导对我的成见。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出去拍片了。我拍了很多阁楼上积满了雪的小窗户、静静的雪花在空中缓缓飘落的空镜头。整条片子有十分钟,没有一句解说词,只有画面、现场声和音乐,再加上简短的字幕,但是整个城市在这场大雪之后的变化和现状,都体现出来了。我用字幕交代:几点几分某菜市场,然后完用画面和同期声记录买菜的人、当天蔬菜的供应和菜价的情况。接着字幕再交代:几点几分某学校,学生正常到校。之后字幕又交代:几点几分某敬老院,老人们在房间里围着温暖的火炉,等等。

    那片子在现在看来没什么,但在十几年前还是挺让人耳目一新的。我的领导看了之后很喜欢,也有点儿惊讶,后来把这条片子送去评奖。不过,毕竟不是什么重大题材,没有太大的新闻价值,没评上。对这样的结果,主任平时经常骂我的劲头又出来了:“他们懂个屁。”

    迟到一年的公正。

    一九九六年,江苏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企业状告消费者协会及工商局的案子——三得利啤酒起诉扬州市消费者协会、扬州市工商局。本来消协是为老百姓维权的,结果三得利啤酒把它和工商局都告了。这本身就很有新闻价值。对于这起诉讼,江苏省工商局很重视,他们请我们台派人到扬州报道庭审。自然,他们也希望媒体能站在工商局方面说话。

    按照主任的意思,我只要去拍庭审,报一条消息就行了,但去了之后我发现事情比想象的严重。原来,连云港三得利公司的啤酒品牌叫王子啤酒,在扬州地区,特别是兴化、高邮一带卖得很好。当地的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扬州的啤酒企业一直想把王子啤酒挤出扬州市场,就找当地消协搞了一个“啤酒口感评比”。结果,扬州地产的啤酒分获一、二、三名,排名最末的则是蓝带啤酒和王子啤酒。随后,扬州当地的媒体配合这一结果进行了报道,有一篇报道中还特意提了这样一句:王子啤酒名落孙山。

    这个报道一出来,王子啤酒在扬州的销量大幅下降。三得利公司被激怒了,把评选活动主办单位之一的扬州市消费者协会、扬州市工商局给告了。在法庭上,双方律师都很厉害,法庭辩论长达三小时。一般来说,这种案子庭外调解的可能性很大,不太会当庭宣判。结果出乎意料,扬州中院当庭宣判三得利公司败诉。

    宣判完了我本来就该回去了,但凭直觉,我认为判决可能有问题——虽然我是第一次接触类似的法庭诉讼。我马上给主任打电话,把事情的经过及我的判断说完之后,希望他再给我三四天时间,到连云港、高邮和兴化三个地方调查一下。主任回我“有把握你就去”。

    带着一个老摄像,我首先去了兴化。兴化是这次口感评比后王子啤酒销量下降最大的地方,当地的经销商向连云港总部报告之后,三得利方面才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也才有了之后的诉讼。在兴化,我了解到了很多第一手情况。之后我又去了高邮。在高邮我调查了当地销量排名第一的国王啤酒。我很好奇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很多当地人都给了我一个统一而有趣的说法:因为当时连云港的王子啤酒卖得最好,当地啤酒要打垮它,所以叫国王啤酒。

    随后,我采访了很多经销商和市民,了解到当地经销商只要进国王啤酒就可以享受很多优惠政策,而经销王子啤酒则有政策限制。比如国王啤酒可以退瓶,两毛一个,王子啤酒不能退瓶。别看这小小两毛钱,对于老百姓来说却是很实在的,一个夏天喝下来,也不少啊。这显然属于地方保护了。这么一来,当地就没有人肯经销王子啤酒了,也没有人喝王子啤酒了。

    采访过程中,我没有通知当地政0府,没想到我们在高邮街头转了不到半天就接到了通知,高邮市市委宣传部部长已经坐在我们住的宾馆里等我了,要和我谈谈,而且还知道了我的名字。躲是躲不掉了。见面之后,宣传部的领导对我说:“小孟啊,政0府要扶植地方企业嘛,你们的报道要客观啊!”我说:“一定客观,一定客观,错不了。”

    离开高邮,我又去了连云港。到了连云港我才知道,王子啤酒厂是一家大型合资企业,是当时江苏唯一一个进入欧洲市场的免检啤酒品牌。和它相比,之前我在国王啤酒厂,还看见老鼠在车间里跑。后来我查阅了很多政策和法律文件,了解到一个重要背景,就在扬州搞啤酒口感评比活动的一年前,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就下发过文件,禁止地方政0府对企业进行一切评优、评奖、评比、评选活动。这些评选活动就是地方保护主义滋生的土壤,也是最重要的手段。扬州搞的这次评比及报道显然违反了中央文件的要求。

    采访中,扬州方面也做了一些辩解,说那只是口感评比。我反问他们:“口感评比是不是评比?”实际上,酒类的评选依赖三大类指标——微生物指标、生理生化指标和口感指标。前两大类指标要通过仪器来测试,只有口感指标依赖人的主观判断,但做口感判断的必须是有资质的品酒师。而扬州搞的那个口感评比,却是他们自己张罗来的群众评出来的。三得利公司能不告吗?扬州中院判决一出来,三得利公司立刻上诉至江苏省高院。

    在做了充分调查,掌握了一大堆证据后,我做了一条时长为四十分钟的新闻调查。领导看完后犯难了,按照宣传纪律,已经判决的案件,没有改判之前,媒体不能再作报道。为此我又找了时任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刘克希,他看完片子后,除了支持我的观点,还从法律角度保证了片子没有问题,并愿意以自己的职务身份接受我的采访。两天后,为了争取片子能播出,我请刘主任专门找到当时我们的分管副台长,确认我的报道在法律上没有问题。台长客客气气地接待完刘副主任之后,回头丢给我一句话:“高院判决没有出来之前,片子不能播。”当时我年轻气盛,脑袋一热,向台长保证:“我拿饭碗为这条片子担保,如果高院没有改判,我走人!”台长安抚我说:“你把片子先存着,等高院判决出来,如果跟你判断的一样就播,跟你说的不一样,你也不必走人。”还有就是“你还年轻啊”之类语重心长的话。

    当时我很沮丧,但又没有办法,这条新闻调查一压就是整整一年。一九九七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时间很晚了,我突然接到三得利公司董事长徐寿可的电话,他激动地跟我说:“今天下午江苏省高院驳回了扬州中院的一审判决,我们胜诉了!”第二天一早我找到台长,报告了这个结果。台长笑了:“你小子行啊,那条片子今晚播吧。”为确保无误,我又把片子调出来认真地看了一遍,四十分钟的片子,我认为没有一个镜头和解说词需要改。最后我只在片子前头加了一屏字幕:这是一条迟到了一年的报道。

    随后我把片子要播出的消息通知了三得利公司,据说连云港市市政0府当天还组织了收看,影响很大。

    我和三得利公司素昧平生,那个拍了半个月、等了一年的报道结束之后也再无往来了,当时我顶着压力做这篇报道就是凭着一股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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