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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爷爷很像电影《林家铺子》里的那个掌柜。爷爷是扬州邗江人,十几岁时一个人挑着担子进城当学徒,慢慢积累了本钱,后来开始自己做买卖。再后来,生意做大了,他和两个朋友合伙开了个钱庄。在那个时候能开钱庄应该算比较发达了。听我的叔叔伯伯们回忆,大概在一九四九年,爷爷还上过国民党的金融年鉴。当然,我有些怀疑那种年鉴跟现在一样,是给点儿钱就能上的那种。但不管怎么说,我爷爷都应该算小资本家了。

    1、无法兑现的金条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的炮声近了。爷爷和他那两个朋友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去台湾。如今的我无论如何也弄不到二〇一二的船票,而当时我爷爷如果变卖家产,是能让一家人去台湾的。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爷爷权衡再三,终于横下一条心——不走了!今天我估计,老爷子当年最主要的判断恐怕是,自己又不是什么大资本家,要镇压资本家也还轮不到他这样的小资本家头上。最后爷爷把家产变卖了,留了下来。

    爷爷的两个朋友也抱着同样的心态留了下来,都变卖了各自的家产,最后三家人凑了一百根金条——那时候的法币跟草纸没什么两样,只有金条是硬通货。他们把这一百根金条存进了当时的国民党中央银行,票据上写了我爷爷和他两个朋友的名字,三人各执一份。

    等到新中国成立后没多久,他们就发现这件事儿说起来变得很可怕了——虽然他们没去台湾,但在那个年代,家里存着国民党银行的金条存单也是天大的罪过。三家人冒着杀头的风险,想尽各种办法保存着各自的银行存单,一直保存到了“文革”之前。但当红卫兵开始大规模地抄家后,他们也就不敢留着那张存单——如果被抄家抄出来,真不敢往下想。万般无奈之下,我爷爷把金条的存单悄悄烧了,和另外两家人也失去了联系,爷爷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去世了。

    到了八十年代末,我的叔叔、姑妈们所在的国营工厂倒闭的倒闭,停薪的停薪,这时候他们就回想起了爷爷在世时说过的金条。他们算计着,要是能找回那一百根金条,三家人平分,怎么也得有三十根吧。三十根金条再加上存了三十多年的利息,那可就发了!

    在黄金梦的强烈驱使下,我叔叔真联系上了爷爷两个朋友的家人。我爷爷的朋友也都过世了,他们的后人也都知道有金条的事儿,但悲摧的是,“文革”抄家时,那两位老人也和我爷爷一样,没敢留着那张可能导致家破人亡的银行存单,不约而同地都把它给烧了!烧的时候三家人的想法还都一样——我烧了不要紧,另外两人会留着的,有朝一日去银行,上面不是还有我的名字嘛。就这样,悲剧了。

    最后,我最小的也是混得最不济的叔叔,抱着渺茫的希望,辗转给台湾那边的银行写信,查询那一百根金条的下落。当时两岸还没“三通”,民间书信往来都要通过中国香港**会中转。几经辗转,台湾那边居然回函了。根据我叔叔提供的姓名、年份等信息,银行确认了这笔金条的存在,只要能提供当年的凭据便可兑现。据说,三家人听到这个消息真是欲哭无泪,因为谁家也拿不出凭证。当事人都过世了,存单又都没有了,红口白牙地说故事银行总不能相信吧,最后只能作罢并且顽强地相信“咱家祖上阔过”。

    很多年过去了,一想起这事儿,我的那些叔叔姑妈还心如刀绞,总是祥林嫂般地念叨:怎么就都烧了呢?!

    2、在澡堂里过一辈子

    爷爷奶奶在我十几岁的时候都去世了。爷爷给我的印象是个文化不高,却非常儒雅,说话轻声细语,慢条斯理,对任何人都客客气气的老人。

    爷爷奶奶住在南京健康路旧王府的四合院里,房子很老,是太平天国时候留下的,放到现在要算文物了,只是最后像中国所有城市里的老建筑一样,在拆迁大潮中被夷为平地了。那条街,也是南京城南的一条老巷,巷子里都是住了一辈子的老街坊,很像北京的老胡同。

    自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人的称谓要么是“同志”、“师傅”要么是“大叔”、“阿姨”之类,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才重新出现了“小姐”、“先生”这样的称呼。刚到南京的时候我特别诧异的是,巷子里的左邻右舍见到我爷爷都喊“徐先生”。不光是对我爷爷,爷爷家的四合院里还住着一个老头儿,人很瘦,背有点儿驼,一天到晚咳嗽,别人也称他“王先生”。小时候我觉得这很奇怪,印象中只有在老电影里才会听到有人称呼别人为“先生”。

    我爷爷人生最大的乐趣,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应该就是洗澡。他曾经跟我说过什么话,我已经不记得了——他和外公一样少言寡语,只是性格温和得多,但我记得每次他带我去澡堂洗澡的情形。爷爷总是在前头背着手走,穿着面料很考究的长衫,皮鞋锃亮,很清爽很精神,碰到所有的街坊都微笑着点头打招呼。进了澡堂以后,爷爷的皮鞋有专门的人帮他擦,还不收钱。现在的桑拿中心有人给擦皮鞋并不奇怪,但那时候是计划经济,澡堂都是国营的,根本没这种服务,给我爷爷提供那些服务的,都是他的老熟人。

    爷爷第一次带我去洗澡时对我说:“你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也带他来这儿洗澡。”在我爸上学那会儿,通常爷爷会先去澡堂泡澡,然后上来休息,点些小吃,喝口茶,然后吩咐伙计去学校接我爸放学,直接接到澡堂来。

    爷爷去的老澡堂,离巷口大概两百米,估计有一百年历史了,叫健康池,老南京人都知道。澡堂里的澡客和服务员都是跟爷爷岁数差不多的老朋友,他们从年轻时就认识,一辈子都生活在那条街上。我爷爷、我爸爸和我都曾经在这家澡堂洗过澡。

    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在健康池洗澡的价格。当时最牛逼、最高档的叫中华厅,三毛五一位。这种档次体现在,洗完澡上来休息的地方有沙发床给你躺着,沙发床上还有床单,背后有个柜子,衣服是有衣架挂着的。相比其他的休息厅,这里的面积大,也干净。次一等的叫人民厅,两毛钱一位。这个档次的就没有柜子可以挂衣服了,只是在沙发床的床头上有个带布帘的洞,可以掀开布帘把衣服塞进去。最低档次的是大众厅,一毛二一位。衣服都不知道该塞在哪儿,地方狭小,大家挤在一块儿,洗完后大概也就有个地方坐坐,然后赶紧穿好衣服走人。

    所有人洗澡都在一个池子里泡着,档次的区别只在于休息厅的环境。那个最高级的中华厅现在看来也就是民工洗澡的环境,但在当时是有身份的人才能去的。就是中华厅,一间屋子也得装三十多个人,市面上再没有比这个更高级的地方了。

    爷爷绝对属于健康池的VIP客户,因为他每次都带我去中华厅。后来长大一点儿了,不需要爷爷带着去,也不想大人陪着,就跟家里要钱,和我哥两人自己去洗澡。每次家里人给钱时都是按中华厅的标准给,两个人七毛钱,他们一般会给一块钱,这就包括了洗完澡后两个人再各来一碗馄饨的钱。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每次我和我哥拿一块钱去洗澡,都洗最便宜的一毛二的。我们这样做除了想把差价省下来干别的事情之外,另一个原因是我们那么大点儿的小孩子去洗三毛五的澡,别人看到会觉得特别奇怪,这种行径有点儿相当于现在“富二代”的所为。

    濮存昕演了一部电影叫《洗澡》,我一直觉得非常亲切,它让我想起爷爷的澡堂。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老澡堂的水脏得没法看,跟豆浆一个颜色。我没见过几次健康池里的水是清的,除非是一大早去洗,只有那会儿的水才是清的。爷爷从来不晚上去澡堂洗那豆浆一样的水,他总是吃完午饭,睡了午觉之后,大概两点多的样子去。那时候水很清,他就溜达到健康池,与其说是去洗澡,不如说是去会老朋友。不仅是我爷爷,他的朋友也都在那个时间去,几十年如一日。

    除非生病,爷爷每天都要去洗澡。他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除了洗澡没什么其他花费。按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三毛五地洗,在那时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我琢磨着,估计对于他那样的老主顾,也是有月票之类的优惠。

    那会儿在澡堂泡澡,总会碰到有人唱戏。在那个空间低矮、灯光昏暗、蒸汽弥漫像水牢一样的地方,每天都有几个老先生唱着他们拿手的京剧段子,雾气深处传来的唱段深深刻在了我的记忆中。我喜欢京剧很大程度上是受爷爷和外公的影响。我外公也是戏迷。

    那种老澡堂,越往里边走越闷,肺活量不大的小孩儿都靠外边洗,那些老先生却在最里边唱,而且声如洪钟。虽然我在那里洗了几年澡,却从来没见过是谁在唱。我只知道,被浓浓雾气包裹着的老先生每唱完一段,都会有人大声叫好:“好!再来一个!”老先生们在喝彩声的激励下,会像演员一样返场又来一个。就这样,一段接一段地唱下去。

    我在健康池洗澡的日子大约持续了五六年,之后澡堂涨价了,三毛五变五毛,很快涨到了五块,再后来就记不清了。最后,健康池也拆了,那些雾气深处的业余京剧演员们想必也早已过世。

    健康池是南京老澡堂的一个缩影,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很多老人一辈子的朋友、一辈子的回忆都定格在那里。我想,爷爷要是还在的话,看到那个池子被拆掉,他一定会老泪纵横。

    重庆和南京的差别。

    十二岁到南京之后,我像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虽然终于如愿和父母住在一起了(爷爷奶奶那边也就是逢年过节才去),但我的生活却出现了太多变化。

    小时候我一直住在灰不溜丢、碉堡一样的筒子楼里,终年不见阳光。外婆家的房子外头是厨房,里头就一个房间,也就三十平方米左右,家人都挤在一起。一九八二年到了南京,电视台分给我父母一套七十二平方米的三居室。我第一眼看到新家的时候,心底竟然涌起这样一个成语——一望无际!我从没见过世界上有那么大的房子,也第一次使用了只在电影里见过的抽水马桶!我在新房子里转了很久,还是觉得实在太大了,大得我很不适应!这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让我们一家人激动了很久。

    白下路235号——这套房子我一直住到一九九六年我结婚之前。

    让我不适应的另外一件事就是要从重庆话过渡到南京话。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小孩儿,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过去的亲戚朋友一下子都不在身边了,感觉简直跟移民差不多。好在我还小,学习和适应语言还算快,半年就学会了南京话。但多年来我一直不适应的是,南京的人际关系或者说文化氛围,和重庆相比反差实在太大了。

    在重庆,电台和报社的家属区或者单位宿舍,都和单位在一块儿,生活很热闹。大家都在一个大院里,上班在一起,下班也在一起,谁家烧个好菜都会给邻居端一碗过去。我过了十几年这种大杂院式的群居生活。到了南京之后,我突然发现这里几乎是没有什么邻里关系的,下班之后同事之间也很少往来,这让我幼小的心灵开始有了孤独感。

    重庆日报社有自己的印刷厂,报社的编辑记者是知识分子,印刷工是大老粗,但他们都住在一个大院里。久而久之,重庆日报社的知识分子身上,有了很多草根习气,而那些工人也喜欢谈论时政。两个阶层的人共居一个大院,相互影响着,酝酿出了独特的生活景象和氛围。而在南京,知识分子和工人是完不同的两个圈子,泾渭分明。我习惯的那种生活氛围消失了,我莫名惆怅了很久。

    当时我绝对不会想到的是,十多年后这两个圈子在我身上居然又融合到了一起。那是我当印刷工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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