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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半是由于懒惰之故,我决定在离自己家最近的地方展开低收入生活:佛罗里达州的西屿。这个人口约2.5万人的地方,已经俨然有一个城市的样子。我很快发现,熟悉感所带来的一项坏处,就是角色转换的困难。我原本是轻松付钱购买日常杂货、看电影和加油的消费者,如今一下子要转变成这些场所里的员工,还真不容易。特别是在一开始,我非常害怕会被某些友善的业主或以前的邻居认出来,结果不得不掰出一些理由解释我正在做的调查研究。不过令我开心的是,其实根本就不需要担这个心,因为经过一个月的贫穷生活和辛苦工作,没人认得出我的脸或名字。根本没人注意我长得什么样,也几乎没有人会叫我的名字。在这边的世界里,我父亲始终没能脱离矿工生涯,我也从未能自大学毕业。我被叫做“宝贝”“蜜糖”“金发妞”,以及最常见的“小姐”。

    我的第一项任务是找到地方住。算一算,若我能赚到每小时7美元的薪资(从征人广告上看来似乎挺有可能),就能以500美元的预算租房,在其他地方多省一点的话,甚至能提高到600美元,然后还剩400或500美元来买食物和汽油。在西屿地区,这个预算差不多只能租到廉价旅馆或拖车屋。比如我看到有这么一间屋子,它距市区只要15分钟车程,只不过没有冷气、没有纱门、没有电扇、没有电视,而且绕路回来的话还可能巧遇房主养的猛犬。但是这个屋子有一个大问题,就是租金。它月租要675美元,显然我完负担不起。好吧,我承认西屿房价很贵,它就跟纽约市、旧金山湾区、怀俄明州、杰克逊、特柳赖德(telluride)或波士顿这些地方没两样。观光客和有钱人跟帮他们清理厕所、煎炸薯饼的人争夺居住空间,结果房价就是这么贵。不过,当我发现自己竟然渴望成为“住拖车屋的垃圾”之一时,还是非常震惊。

    所以我跟一般人的选择方式一样,为了便宜房租而牺牲便利性,结果找到一个月租500美元、跟西屿工作区相距“仅”48.3公里远的住处,往来交通只靠一条双车道的公路。意思是,若道路没在施工,我也没被某些晒昏头的加拿大观光客挡到的话,开车通勤一趟要45分钟。我很讨厌开这段路,因为沿路都矗立着一些白色十字架,代表这里曾发生过的交通事故。但我的住处是个可爱的小地方,它勉强算得上是间小木屋,座落在一栋改装过的移动式屋子的后院。我的房东是位和蔼的电视维修人员,他和当酒吧服务生的女友一起住在那间屋子里。若从人类学角度来说,住在拖车屋公园会更好,但在这里我有干净发亮的地板及坚实的床垫,少数常驻在此的虫子也很容易击退。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翻遍征人广告,找到一份工作。我会因为一些理由排除某些类型的工作,例如饭店柜台人员。

    我很惊讶地发现,这项工作被认为不需要特别技术,所以时薪只有6或7美元。不过我排除这项工作的原因在于,它必须每天站在一个定点8小时。女服务生也是我想避免担任的职务,因为我记得以前18岁时曾做过这种工作,那时我就已经每天都累到骨子里,如今我更是早过了能承受静脉曲张和背痛的年纪了。电话营销也是突然陷入贫困的人首先会找的工作之一,但我的个性根本不适合这类工作。如此筛选之后,只剩下一些超市里的工作,例如熟食区贩卖员,不然就是饭店、旅馆的房务人员。这些工作的时薪约7美元,而且在我的想象里,工作内容跟我在家做了一辈子的家务似乎差不多。

    所以我穿上自认看起来算体面的服装:烫过的百慕达短裤及v领t恤,然后出发巡回当地的饭店及超市。贝斯特韦斯特(bestwestern)、平民旅店(econolodge)以及豪生(howardjohnson)这三家旅馆都让我填应征表格,而且让我安心的是,他们的最大关切都在于我是不是合法美国居民,是否曾犯过任何重罪。我的下一站是温迪西(winn-dixie)超市,结果在那里遇上特别繁琐的应征程序,包括电脑主考的20分钟“面试”。显然他们认为,在这方面没有人类足以代表该公司的观点。我被带到一个大房间里,墙上装饰的海报向我展示怎样看起来才“专业”(最好是白人,女性的话最好烫头发),还有工会成员可能试图用哪些滑头保证来诱惑我。这场面试由许多题目组成:“是否有一些状况会让我难以准时上班,例如有孩子要照顾?”“是否认为工作安是管理者的责任?”接着,故意令人措手不及地冒出一题:“去年买过价值多少钱的被窃品?”“若发现一名同事在偷东西,你会把他报告出去吗?”最后一个问题:“你是个诚实的人吗?”

    显然我在面试过程中表现优秀,他们随即告知我明天去某医生的办公室做个尿液检验就行了。在对化学药物采取法西斯态度的美国,这似乎是个相当普遍的规则:若你想去堆放“棒极了”(cheerios)早餐麦片的盒子,或拿吸尘器打扫旅馆房间,就必`须愿意在一名医疗人员面前蹲下来尿尿(而这名医疗人员想必也曾被迫做过同样的事)。温迪西提供的薪水是新人每小时6美元再加几分钱,而我决定,这些钱不足以让我去受这种侮辱。

    我在温蒂汉堡吃午餐,因为花4.99元就能在墨西哥吧区吃到饱。我大吃热过的豆子和起司酱,感到颇为满足。一名年轻员工看到我在研究征人广告,好心给我一张应征表格,虽然这里的时薪也是每小时6美元再加几分钱,但我还是把它填好,接着就去绕一绕西屿旧街区的小旅馆和民宿。观光和暴饮暴食活动集中在旧街区,这里离岛屿的行政中心数英里远,到处都是平价旅馆。在一家叫做“棕榈”的旅馆,一名活蹦乱跳的经理带我去看各个房间,并跟现任房务人员见面。我满意地注意到,这些房务人员看起来就跟我差不多:穿着短裤,年华不再的前嬉皮,长发绑成辫子垂在背后。不过,她们除了给我空白应征表格之外,大多都没跟我说话,甚至没看我。最后一站是一间富丽堂皇的附早餐旅馆,我等了20分钟要见一个叫麦克斯的人,但他老兄出现后只告诉我现在没有职缺,但应该很快就会有,因为“每个人都撑不了几周”。

    三天就这样过去了。令我颓丧不已的是,我应征了大约20个地方,但没有一个打电话来要我去面试。我甚至闲到开始担心,我的学历也许对这些工作而言太高了,但明明没半个人看起来想去确定我是否高学低就。后来我才知道,无论什么时候,征人广告都不是了解实际工作职缺的可靠方式。我应该从麦克斯的话里就猜到,这些广告是业主的策略,想藉此在高流动率的低薪劳工市场有所保障。许多大型旅馆几乎一直都在刊登征人广告,目的是为了在现任雇员离职或被开除时,有足够候备人选可以递补。所以到头来,找工作的诀窍只是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点,以及弹性大到能接受当天出现的任何工作机会。这种情况最后终于发生在我身上。当我继续到某家大型连锁平价旅馆应征房务人员时,却被派去在附属的家庭餐厅当女服务生。这家餐厅在华氏95度的天气里,提供的当日特餐是波兰香肠配烤肉酱。餐厅经理菲利普是一名短小精悍的年轻西印度群岛人,他面试我时的热情程度,大概就跟处理我健保表格的办事员差不多。他例行公事地问我能轮哪几班,何时可以开始工作。我咕哝着说自己已经很久没有从事服务生工作,但他已经在告诉我制服该穿什么了:“明天来上班,要穿黑裤子和黑鞋子。”他会提供那种颜色像生锈一样的马球衫给我,上面绣着餐厅名称“炉边”,最后还补一句:“虽然你可能会想穿自己的衣服来上班,哈!”随着“明天”这两个字从他口中吐出,我心中涌起某种介于害怕跟愤慨之间的情绪。我想要说:“谢谢你花费这些时间,先生。但这只是项实验,并不是我的真实生活。”

    我在炉边的工作就这么开始了。整整两周时间,我从下午2:00工作到晚上10:00,薪水是时薪2.43美元再加小费。员工不能从前门进出,所以我第一天上班是从厨房进去,当场看见一名金发披肩的男子满脸通红地把结冰的牛排往墙上丢,一面大吼:“这该死的臭东西!”“噢,那是比利。”被指派来带我的瘦长中年女侍盖儿向我解释道。“他又在发飙了。”这一次他生气的原因是:早班的厨师忘了把牛排拿出来解冻。接下来的8小时,我紧跟在机敏的盖儿身后,东一点西一点地吸收知识,外带一些她个人的悲惨遭遇。所有食物都必须装在托盘上。她今天之所以精神这么差,是因为梦到她男友,结果一身冷汗地惊醒。她男友原本在一座偏远监狱服刑,但几个月前在一场监狱暴动中被杀身亡。柠檬汁不能续杯。他之所以会进监狱,是因为几次酒醉驾车,不过如此,这种事谁都可能发生。鲜奶油钵一定要先放进造型托盆再端到桌上,不能直接用手拿过去。他死了以后,接下来好几个月她就住在自己的卡车上,尿在一个专门装尿液的塑料罐里,晚上点蜡烛看书。但夏天她没办法住在卡车里,因为必须把车窗摇下来,而这意味着从蚊子到其他更可怕的东西都有可能跑进来。

    至少盖儿让我不再担心自己会不会显得学历过高。打从第一天开始我就发现,在所有必须抛下的东西之中,例如原有的家和身份认同等,我最想念的是那种确实能胜任工作的感觉。并不是说我当作家的时候就百分之百觉得胜任有余,身为自由作家,某一天接到很多案子,不表示隔一天还会如此。然而我以作家身份过活的时候,起码对“工作程序”还有些概念,例如要先搜集资料,拟大纲,再写一份草稿出来等等。然而当服务生的时候,我会因为各种要求而忙得团团转,宛如被蜜蜂缠住一样:“这边要多一点冰茶,那边要多点番茄酱,14号桌要一个外带盒,还有,高椅子都到哪去了?”餐厅里一共27张桌子,我通常要负责其中6桌,在客人较少的下午或盖儿休假时,有时候甚至得一个人负责场。餐厅里还有一个触控屏幕式的点餐系统,我猜这个系统原意在使服务生和厨师之间的必要沟通降至最低,但实际上,却导致彼此必须不断以口头确认,例如:“那是指肉汁要淋在马铃薯泥上,不要淋在肉块上面,了解吗?”诸如此类。

    此外还有一件我打从18岁后就忘记的事:服务生的工作内容有三分之一是在客人看不到的杂项上,包括扫地、擦洗器具、将食材切片、补满饮料桶,以及补货。若这些工作有任何一点没做好,那么你就准备在毫无后援的情况下,面对晚上6:00的晚餐尖峰时刻吧!下场可想而知。一开始我搞砸了好几次,羞愧地完靠盖儿的支持才撑过去,她对我说:“没关系的,宝贝,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时候。”因为,完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无论多么极力保持科学上的距离,我确实在乎这份工作。

    如果我能像扮演女服务生的莉莉?汤姆琳一样,蜻蜓点水地度过这段时间,整件事情会变得容易许多。然而我却是在布克?华盛顿那种严格训诫中长大的:“如果你决定做什么事情,就要把它做好。”事实上,做得好还根本不到及格的一半,应该要“做得比任何曾做过这件事的人都好。”至少我父亲是这么说的,而且他一定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因为他努力把自己和我们拉拔起来,脱离巴特郡那些几英里深的铜矿坑,抵达东北部郊区的林荫大道。就像抢在喝酒喝到什么梦想也没了之前,就赶快从啤酒混威士忌的廉价鸡尾酒提升到高级马丁尼的层次。虽然人生经验告诉我,“做得比任何人都好”往往不是个合理的目标,不过当我早上4:00从噩梦中惊醒时,心里想的并不是我装作没看见的截稿日,而是点餐内容被我搞砸的那桌客人,其中一个孩子直到其他家人都已经吃到饭后甜点的时候,他点的儿童餐才上桌。让我辛勤工作的另一个动力是,这些客人们(或者该说病人们)有种神秘的脆弱感,仿佛他们一下子失去靠自己吃饭的能力。在炉边工作几天之后,我感觉到工作伦理就像一针催产素一样注入我心中。来用餐的客人大多是辛勤工作的当地人,包括卡车司机、建筑工人,甚至还有餐厅所在旅馆里的清洁人员等。我希望尽可能让他们在一整天面对肮脏的环境之余,还是能拥有最接近精致餐饮的用餐经验。我绝对不会用“嘿,你们”这种说法来叫他们,每个超过12岁的人,我都会称呼为先生或小姐。我不断重新添满他们杯子里的冰茶和咖啡,在他们用餐时询问是否还有任何需要,并在他们的沙拉上多撒一些切碎的蘑菇、南瓜切片,或任何待过冷藏室而还没发霉的食物。

    比如有一位名叫班尼的客人,他是个矮壮的下水道修理工,他起码得先吹冷气和喝冰水半个小时之后,才能想到自己得吃东西。我们会一面聊聊中暑和电解质,一面等他点出精挑细选的食物组合,例如公司汤加田园沙拉配燕麦粉。还有一些德国观光客因为我的破德语而大受感动,竟然还真的给小费(欧洲人想必被他们饱经工会教训、薪资老高的福利国家给宠坏了,一般都不晓得要给小费。于是包括炉边在内的一些餐厅,会允许服务生多刮外国客人一点油水,或将小费加到账单上。这个金额是在客人有机会选择给或不给小费之前就加了,等于是自动惩罚那些讲不出标准英语的人)。另外还有两位身满是污泥、刚下班的女同志,她们对我印象深刻,因为我如此文雅地处理一只掉到菠萝奶霜鸡尾酒里的苍蝇。她们还花时间在餐厅副经理斯图面前帮我美言了几句。还有一位名叫山姆的仁慈退休警察,他得用一只手指堵住喉咙上的气管切开口,才能让抽到嘴里的烟继续往肺里去。

    有时候我会漫不经心地幻想自己是个公主,因为犯了些小错想表示忏悔,决定亲手喂每个国民吃饭。但我心里那块很不公主的部分也一样坚持,即便这意味着要藐视管理阶层定下的规则,例如沙拉上能放几个炸面包块(六个)。“想放多少就放多少,”盖儿低声对我说:“只要不被斯图看见就好。”她从自己的小费里挖出钱来,帮一个无法工作的技工买些硬饼和肉汁,因为这名技工所有的钱都被牙科手术榨光了。她的举动打动了我,因此我也帮他付牛奶及派饼的钱。也许同样的无私行为在整个服务业里随处可见。我记得在寻找住处的时候,曾在一个房间里看到这样一张海报:“若你只为自己而寻找快乐,那么你永远都找不到。只有当你为其他人寻找快乐时,它才会自动找上你。”对当时的我来说,在贝斯特韦斯特大饭店给侍者住的阴湿地下室看到这些话,显得有种格格不入的多愁善感。然而在炉边餐厅,身处夹缝中的我们利用每一丝可能的自主性,无限供给客人们那些不正当的卡路里,因为那象征着我们的爱。我们身为服务生的工作,就是要把沙拉和甜点装好盘,倒上沙拉酱,以及喷上鲜奶油。我们也能决定给客人多少块奶油,为他们的烤马铃薯淋上多少酸奶油酱。所以你若搞不懂美国人为何如此肥胖,也许可以将这项事实纳入考虑:女服务生们是通过这种秘密分配油脂的方式,来表达她们的人性和赚取小费。

    经过10天之后,我开始觉得这是一种还过得下去的生活。我喜欢盖儿,她实际年纪看起来将近50岁,但她的移动速度快到可以这一刻出现在这儿,下一刻就在那儿现身,而且没看到在这两处中间她明显在哪里出现过。我也跟莱昂内尔四处胡闹,莱昂内尔是一名在餐厅打杂的海地籍少年,虽然我们两个之间没有多少共通的语汇。我们会在大洗碗槽附近闲荡,听年长的海地籍洗碗工们如唱歌般地说着克里奥尔语,他们低沉的男低音使这些话听起来就像充满男性荷尔蒙的法语。我也跟蒂米有共通话题,他是担任夜班洗碗工的14岁白人少年。有一次我告诉他,我不喜欢客人把婴儿椅直接放在桌子上,因为这会让婴儿看起来太像配菜,他愉快地悄悄笑了。而后在某个比较闲的晚上,他也开始告诉我每一集《大白鲨》的剧情(在饱受鲨鱼攻击的西屿,这可是大家永远的最爱):“她往四周看,结果那个滑水的人已经不见了,然后‘喀擦’!整艘船就……”

    我特别喜欢一位名叫琼的40多岁苗条女招待员,她骨子里竟然是个激进的女性主义者。有一天她把我拉到一旁,跟我说明“一切都是男人在主导,所以我们得紧紧团结在一起,才有机会反击”。所以,她会在我被客人刁难时帮我一把,我也会把我的小费分一大份给她,或当她在老板禁止的时间溜出去抽根烟时帮她把风。我们都很敬佩她勇于站出来反抗比利,因为比利常对女服务生这个职业发表一些很难听的言论,有一次她就干脆叫他闭上那张臭嘴。我甚至对比利也展现善意。在一个比较空闲的晚上,(至少在我的想象里)也许是为了弥补某次特别毫无根据地质疑我的能力,他告诉我他年轻时的光彩事迹,说他待过布鲁克林的“捧饪”学校,跟一个辣死人的波多黎各小妞约会。喔,还是该说“烹饪”学校才对?

    我每晚在10:00或10:30时结束工作,视我在值班期间做完多少杂项工作而定。下班后慢慢开车跋涉回家,车上播放的录音带,是我离开原来的家时随手带走的。玛莉安?菲丝佛(riannefaithfull)、特蕾西?查普曼(tracychapn)、谜乐团(enig)、桑尼埃达国王(kingsunnyadé)以及暴力妖姬合唱团(violentfees)的歌声回荡在我空荡的脑袋。身体快虚脱了,但还勉强撑得下去。我的宵夜是“纯麦薄片”小麦饼干(wheatthins)和蒙特里杰克起司(ntereyjack),配上加了冰块的廉价白酒,以及a便利商店里还有的任何东西。我在半夜1:30或2:00上床睡觉,睡到早上9:00或10:00起床,然后一面让我的制服在房东的洗衣机里绞扭,一面读1个小时的书。接下来8个小时又得谨遵毛泽东的中心指导原则,正如写在那本小红书里的话: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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