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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得回到一年多前,回到饥荒才开始的时候,回到葡萄和春喜第一次交欢的那个夜里。等春喜走了之后,她回到院子里,把五条烤熟的鱼摘下来,在地上轻轻摔两把,把烤成黑炭的地方摔下去。鱼肉是真香,她和二大奇怪,这么腥臭难闻的东西做熟之后咋会香得恁馋人。

    他们用筷子把鱼肚子挑破,里面还是腥臭的鱼下水,不象熟了的样子。鱼下水掏了,葡萄挑下一块肉,雪白粉嫩。她用牙尖尖咬了咬,咂咂嘴,点点头。二大一直看着她,见她点头,手才伸下去,掰了一块鱼尾,一口下去,满嘴是刺,他嚼也不是吐也不是,半张开嘴,不知下面该咋办。葡萄也不知该做什么,看他的嘴为难成那样,说:“啊呀,快吐了吧!”

    二大把那一口鱼肉吐在地上,花狗窜上来一下舔了去,不久喉咙直了,又咳又喘,爪子上去在嘴边乱挠。两人一看,都明白它喉管上扎了刺。葡萄着急,想看看它还会不会吃东西,扔一个糠菜团子给它。它嚼也不嚼,咕咚一下吞了半个菜团,安静下来,把剩的半个菜团吃了,稳稳坐下来,仰脸等下一口食。二大说看来花狗喉咙粗,咽一口菜团子,就把鱼刺儿给杵下去了。

    明白了这道理,两人还是不敢把鱼吃下去。第二天,葡萄去集上卖了两丈大布,买了个新锅回来,把烤得半生不熟的鱼扔进去炖。汤象稀奶汁似的,调些盐一尝,真还不难吃。二大皱眉喝完他的一碗汤,笑笑说:“咱这胃口还是没见过世面,咋还是恁想吐!”

    过了两天,钻在网上的鱼有七、八条,葡萄把它们收回来,用篮子挎到小火车站上。伙房的师傅一见就乐了,问她鱼卖什么价。葡萄说她不卖,她要换粮。“

    师傅舀了一碗小米给她。第二次,她换回一斤红薯粉。到了入夏,师傅说他们这儿缺粮也缺得狠,再不敢换粮给葡萄了。她说那她也不想挎回去,老沉的,就送他们吃吧。师傅马上叫她等着,他做熟让她带两条回去。

    葡萄等的就是这句话。她从师傅剔鳞、剖肚子开始往心里记。然后她记下他怎么用油煎,用葱、姜、酱油、醋煮。下一趟她又去送鱼,师傅难为极了,说这会中?光吃她的鱼。葡萄就说不中就给点酱油、醋吧。

    葡萄挎着一小瓶酱油,一小瓶醋往家走。有多久没吃酱油和醋?她都想不起来了。她走走,实在让醋那尖溜溜的香气弄得走不动了,就拔下瓶盖,抿了一口。酸味一下窜进她鼻子,她流出泪来,可真痛快。从七岁就闻惯的酱油、醋作坊的味道,在她嘴里、舌头上跑。二十年的记忆都在她嘴里跑。她想,天天叫我吃点酱油、醋,活着就美了。

    用酱油、醋做的鱼汤味道好多了。她和二大慢慢习惯鱼腥气,还是不敢沾鱼肉。用筷子把鱼肉在碗里拨拉开,里头满是比绣花针还小还细的刺儿。吃那一口肉,等于是吞一把绣花针,他们的喉咙可不象花狗那么粗。

    村里人发现葡萄天天在河里放网。他们跟在她后面,看她从网上摘下鱼,都问她敢吃不敢。她告诉他们敢吃不敢吃,自家去做熟尝尝。问咋做,她说煮煮呗。

    人们也学她的样逮了一些鱼,回家一煮就大骂葡萄:那东西吃一口,得花俩钟头去咔刺儿。有的刺儿扎在嗓子眼上,怎么也咔不出来,到卫生院让卫生员使镊子镊出来才罢。

    初入夏鱼草被人涝上去吃了,河水秃秃的,鱼越来越瘦小。这是个旱年,五月份河干了,和前几年围造的田连成一片,裂得口子里能跑田鼠。

    葡萄和二大商量,认为该去找日本人藏罐头的山洞了。

    葡萄等着人们把猪场的种猪,猪娃杀杀吃了,她空闲下来,天天在离水磨十七、八里的山里找。找得人也晒成了炭,什么也没找着。这天她正找着,听身后有一群人说话。这群人是贺村的,中间双手上着手铐的是刘树根。她跟他们打招呼,他们的样子恶得很,不叫她在附近转悠。葡萄从来不给人省事,越不叫她干啥她越干啥。她就想没听见他们的喝斥一样,跟刘树根搭话:“树根叔,老久没见了,咋戴上铐子了?”

    刘树根眼一低,点点头。

    旁边背长枪的人说:“这货是美蒋特务,在村里散布谣言,你往他跟前凑啥凑?”

    葡萄问刘树根:“您散布啥谣言了?”

    刘树根死盯着脚尖,装听不见。

    背枪的人用枪托子吓葡萄:“你再不走把你也铐上!”

    葡萄说:“这地方是你家的,兴你走不兴我走?”

    她想,刘树根肯定在带他们找那个日本仓库的门。现在谁能找来吃的,谁就是菩萨,刘树根能把那些罐头找到,不但没罪了,还有功。她不再明着跟他们,躲进草里,猫腰往前走。这山里每根草每棵树她都认识,不一会她已抄到了那群人前面。

    刘树根说:“就是这儿。”

    原来的那棵大橡树让雷劈倒了,地上长出一群小橡树来。葡萄等他们把洞口封的水泥,木头撬开,迎着他们站起来说:“你们贺村想独吃呀?这仓库里的日本罐头有史屯一半。还有皮靴,皮带。”

    她一看这群人的眼神,就明白他们心里过着一个念头:把她就地干掉算了。

    贺村的大队长说:“哎哟!这不是王葡萄王模范吗?”

    他装得可不赖,就象她葡萄是女妖精,刚刚变回原形,让他认出来。

    大队长说:“日本人的东西,咱都不敢留,都得上交。”

    葡萄说:“那可不。”

    大队长说:“找不找着,是考验这个隐藏的阶级敌人,看他是不是真有立功赎罪之心。找着了,咱国家在困难时期,多一批罐头,是个好事情,啊?所以一找着,我们就上交回家。”

    葡萄问:“国家是谁家?”

    大队长不想跟她麻缠下去,他急着要盘点里头的吃食。有了这一仓库吃的,他们大队怎么都熬过荒年了。他要争取做逃荒户最少的先进大队。他想,回头打发她几个罐头,她嘴就封住了,女人嘛。

    日本人把一个山洞掏成仓库,堆放的东西贺村的一群人运不走。大队长叫一个人回去搬兵,葡萄说:“顺道叫史书记来!”

    大队长脱口就说:“叫那祸害来干啥?”

    葡萄说:“那祸害就在这儿给你打张收条,不省得你搬这半座山回村去?”

    大队长知道葡萄要跟他纠缠到底了。他见过地区丁书记和葡萄在猪场里说话,又家常又随便。他说:“好吧,把史书记请来吧。”

    史书记不是一人来的,他带着所有的大队长,支书,会计,共青团书记,党员,一块上了山。老远就扬起滚圆的嗓门:“太好了,咱公社有了这批罐头,有劲儿干活了!”

    葡萄心想,春喜有三条嗓门,一条是和众人说话的,那嗓门扬得高,打得远,就象他喉管通着电路,字儿一出来就是广播。第二条是和领导说话的,那条嗓门又亲又善,体已得很,也老实得很。第三条嗓门他用了和她葡萄说话,这嗓门他从十六岁到现在一直私下存着,不和她单独在一处,他不会使它。它有一点依小卖小,每句话都拖着委屈的尾音,又暗含一股横劲和憨态,是一个年轻男人在年长女人面前,认为自己该得宠又总得不到的嗓音。

    大队长跟史书记又握手又让烟,也忘了他是怎么个祸害了。他把史书记往洞里面让,一副献宝的样子。

    史书记用他的手电往仓库里一照,嘴合不上了:里面一两箱罐头一直摞到洞顶。

    史书记那样张嘴瞪眼地在心里发狂,站了足有三分钟,才说出一句话来:“日你日本祖宗,你可救了我了!”

    葡萄看看他那汗浸浸的侧脸。汗水从他黑森森的胡茬里冒出一片小珠儿,他可是不难看。再看他两条直直长长的腿,叉得那么开,站成一个毛主席或者朱总司令了。她看他伸出手臂,手指伸进木条箱的缝里,去摸罐头光溜溜的铁皮。他的手也不难看,就是太狠,抓上来要把她揉稀了似的。他高兴得年轻了好几岁,就象当年他和她一块烧成了第一窑砖。

    “日他日本奶奶!咱公社这下有救了!恁些肉罐头还怕度不了荒年?吃罢日本罐头,咱硬硬朗朗地打美蒋!”

    “是刘树根找着的。”一个民兵说。

    “免罪免罪。”史书记大方地打哈哈:“解决社的吃粮,就是救人救命!就是杀人的罪,你救下一条命来也抵了。谁把刘树根的铐子给打开?”

    命令马上就落实,刘树根扑通一下跪在史书记面前:“青天大老爷!”

    史书记大方地抬抬手:“起来起来。我不但不治你罪,还奖赏你几个罐头。你们谁,现在就把刘树根的奖品给人家!”

    大队长在旁边看着,一股股冷笑让他硬捺在皮肉下面。这祸害让他们下面堆土、上面堆粮地放亩产“火箭”,跟国家大方,现在又拿他们费气找着的东西大方。

    史书记叫人把山洞仓库看上,好好清点一遍,然后就让社的人来这儿,把罐头化整为零。不然人都饥得肚子胀水,两腿麻杆细,到什么时候能把这些的罐头运下山去?而二十多里山路呢。

    晚上,社几千人打着火把,电筒上山来了。大伙比当年分地主的地和浮财还欢闹,火把下电筒上的黄肿面孔一个个笑走了样。学生们也跟来了。这么长时间,他们第一次有力气走路。学生们都不知什么是肉罐头,问他们的爹妈,爹妈们也说从来没吃过,小日本吃的东西,赖不了。二十多里山路,他们走到凌晨便到达了。天微明的时候,山里的鸟叫出曲调,人们身上都被汗和露水塌得精湿,没一个孩子闹瞌睡。

    史书记披着旧军衣上装,一身汗酸气,和一群干部们布置领罐头的方案。各大队站成队伍,由一个代表进洞去把罐头箱往外传。

    史书记象在军队一样,领头喊劳动号子。下面的人起初臊得慌,都不跟他的号子喊。过不多久,见史书记和他媳妇一点也不臊,越喊越响亮,便慢慢跟上来。他们一边喊史书记军队上学来的劳动号子,一边把罐头箱手递手传出来。太阳升到山梁上的时候,他们把山洞搬空了,这才觉出耗尽了最后的体力。

    “这是咱公社的一次大丰收!”史书记在累瘫的人群边上走动着。“再鼓一把劲,把里面的皮靴子也搬出来,咱就在这儿分罐头!大家同意不同意?”

    人们再次站立起来,靠头天的榆钱、槐花、锅盔草给身体进的那点滋补,又开始第二轮的搬运。装皮靴的纸板箱已沤烂了,里面的黑皮靴成了灰绿皮靴,上面的霉有一钱厚。人们用身上的衣服把霉搓下去,下面的皮革还没朽掉,尤其那厚实的胶皮底子,够人穿一辈子。人们把多日没洗过的脚伸进日本皮靴,又打又笑地操步。不过他们都相互问:你穿错鞋没?

    所有人都发现他们穿错了鞋:两脚都穿着右边的鞋。问下来他们明白这一仓库的皮靴都是右脚的。他们猜日本人专门造出右脚的鞋来给左边残肢的伤兵。又想,哪儿就这么巧呢?锯掉的光是左腿?那是日本人的工厂出现了破坏份子?最后他们猜是日本人太孬,把左右脚的靴子分开入库,左脚的靴子还不定藏在哪个山的山洞里,就是一个仓库让中国人搜索到了,也穿不成他们的鞋。

    人们说他们偏偏要穿不成双不结对的鞋,中国人打赤脚都不怕,还怕“一顺跑儿”的鞋?!于是他们恼着日本鬼子,转眼就把靴子分了,穿上了脚,不久暑热从那靴子里生发,凝聚,蒸着里面长久舒适惯了,散漫惯了的中国农民的脚。史春喜笑嘻嘻地迈着闷热的“侉侉”响的步子,检阅着正在分罐头的各个大队。他的脚快要中暑了,但他喜欢那步伐和脚步声。人们一点也不打不吵,没人骂脏话,罐头安安生生地就分到了各生产队,又分到了各家各户。他站成一个标准、漂亮的立正,两个脚尖却是都朝一个方向;他这样立正向人们说:“我希望大家细水常流,啊?别一顿把恁些罐头吃了!咱要靠它坚持到麦收!”

    葡萄抱着她分到的三个罐头,看着春喜也会象老汉们那样从烟袋里挖烟草,装烟锅,她心就柔融融的化开了:他装烟的手势和他哥一模一样。他穿着“一顺跑”的日本皮靴正和一个老婆儿说什么笑话,帮她挎起装了五个罐头的篮子往山下走,老婆儿的孙子孙女前前后后地绕在他身边。

    不少人说得先吃一个罐头才有力气走二十里路。他们找来锹、镐,砸开了罐头,有人不对呀,闻着不香嘛。

    从砸开的铁皮口子里冒出的是白的和绿的酱酱。日本鬼再吃得奇异,也不会吃这东西吧,大伙讨论。一个人用手沾了一点白酱酱,闻了闻,大叫一声:“这是啥肉罐头?这是油漆!”

    没一个人走得动了。孩子们哭起来,他们爬的力气也没了。贺村的人想起什么了,叫道:“美蒋特务刘树根呢?快毙了他!他想叫咱喝油漆,药死咱哩!”

    人们这才想起刘树根来。他的阴谋可够大,差点让大伙的肠子肚子上一遍漆!就差那一点,史屯整个公社的人都毁了。他们到处找刘树根,人人的拳头都捏得铁硬,他们已经在心里把几十个刘树根捶烂了。这个兵痞,壮丁油子,从土改分掉了他的二十多亩赖地就盼着美蒋打回来。人们说:捶烂他!剁了他!给他汆成肉丸子!下油锅炸炸!……哎呀,那可费油!多少日子没见过一颗油星子了!

    刘树根就是没了。他家窑洞上了锁。他和他老婆、孩子都没了。人们不知道,刘树根那天得了五个罐头的奖励,回到家找刀开了一个罐头,当场昏死过去。老婆又泼冷水又扎人中,他醒过来说:“村里人马上就要来了,他们非捶烂我、剁了我不可!

    老婆说:“你也不知那罐头里装的漆呀!”

    刘树根说:“我是不知道。可我也不是美蒋特务,他们说你是,你就是了呗。他们一开罐头,见里头不是肉,非把我剁剁,汆成丸子……说着他就瘫成一滩,等着挨剁了。

    老婆做过窑姐,见识比村里女人多,赶紧收拾了衣服、铺盖,趁村还在山上喜庆罐头大丰收,她拖起刘树根就走。通县城的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两边是被人吃秃的草,吃死的树,一条瘦狗被谁家扔了,死在路沟里,扁薄得象一条狗形毯子。走了一程,新坟上的老鸦们见人来了,盘旋在人的头顶。它们想,盘旋不了多久,就可以俯冲下来。它们常常这样撵着暂时还在挪动的肉,狗也好,人也好。

    种麦之前,史春喜把公社的党团员、劳模、积极份子、干部、复员军人叫到原先的孙家百货店开会。

    春喜一下子老了十岁,眼光都有点花似的,眯细眼对人们宣布,最危急的时刻到来了。

    葡萄的脸也肿得发木,手里还是照样忙得很,用个线拐子打麻线。她能把碎烂的断麻打成光溜牢实的麻线。她胳膊上下舞,想抓紧开会的时间把一团烂麻打出线来。

    麦种、牲口,都是大问题。咱公社的牲口死得差不多了,麦种钱也还没落实。春喜说着,迈开老汉的步子,在前台来回走。公社在这年春天把麦种借给社员们吃了。

    听了一小时,大家听懂了史书记的意思:他卖了自己的手表、小荷的缝纽机,凑出一份子钱给社里买麦种。他从军队复员,领的复员费置下的几件东西都献给社里了。大家明白,这是该他们献的时候了。他们中没一个人有缝纫机、手表可献。家里就一口锅一把勺,还献出去炼成了钢,到现在还没把锅勺置办齐。

    葡萄的手舞动得更快,知道史春喜的眼睛在她身上一会照亮一下。冬喜不会把土堆在下头,盖上布再铺一层麦,最后把麦种也当“火箭”放上天去。不过她还是死心眼地在春喜的每一个神情,每一个动作里找冬喜。找到冬喜的一个挥手,一个垂眼,一个皱眉,她就迷了:那是冬喜借春喜还了魂。在葡萄犯死心眼的时候,她会心疼春喜:为了点麦种,把他愁得比他哥还老。

    春喜的说话声音和在了葡萄线拐子飞转的声音里,听着就是冬喜啊。她抬起头,用肿小了的眼朝他看着。她好久没这样做梦地看一个男人了。麦种麦种,那时她和琴师朱梅看着抹窑洞的新泥和着的麦种发出麦苗来,对看了一眼。洞房里的红腊吐出肉肉的火舌,温温地舔一下,又舔一下。那被舔臊了的空气动起来,把墙上的青嫩麦苗弄得痒痒的,贱贱的,一拱,一闪。琴师就和葡萄做起同一个梦来。

    她现在身上也痒痒的、贱贱的。她想春喜和她咋就这么冤家?她为啥就非得在他身上找到冬喜才不恼他?她的眼光没有空抛,散会时冤家来了,用他第三条嗓音对她说:“开会不准迟到,不准盯着我脸看。”

    她就象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皱起眉毛。葡萄心一软,衬着土黄的脸,他那眉毛都长荒了似的。

    “借到钱,买下麦种,再买几个猪娃。”她说。

    他嘴角挑动一下,明白她的意思是说:我还是有一点儿喜欢你的。她一看这个大店堂里只剩了脸对脸的他和她。

    “现在哪有东西喂它们?”春喜说。他的意思她也听懂了:我现在就想你哩。

    “给我把猪娃引来,我保准饿不死它们。”她说。他听的是:我也想你。我身子老想你呀。他又说了几句关于庄稼,牲口的愁话,其实是说:你呀你,总算想我了。她也说了一两句宽心的话,眼神却告诉他:我身子喜欢你,心还恼你。

    春喜懂了她这句后,突然垂下眼睛。

    “你到底儿恼我啥呀,葡萄?”他问,猛不丁地。

    葡萄楞了。她从来没想明白她恼他什么。她就是恼他。她说不明道不白他哪一点孬,但她的心明白,她的心不把道理告诉她。

    春喜上来抱住葡萄。她的嘴抿得跟刚长上的刀伤似的。他用舌头撕开那伤口。他知道他委屈有多大;他知道她身子明明敞开了,等他等得作痛。

    葡萄等他把她搁在条桌上,把她罩在他身子下,她才什么都忘了。黑灯瞎火可真美,她管他是谁,她身子喜欢就行。

    从那天晚上之后,葡萄和春喜常常在坟院旁边的林子里欢喜。她想,他哥哥是疼他兄弟的,也疼她葡萄,不会让他和她肚皮饥身子也饥。这么饥的日子,没这桩美事老难挨下去。春喜每回完了事,和她说话,她就把汗津津的手搭在他嘴唇上。她和他是说不到一块儿去的。

    种麦是靠人背犁的。公社书记成了史屯公社的头一条犍牛,跳进地里,把套往身上一套,跟大家说:“苏联龟孙想逼咱债,能叫它逼死不能?”他说完上身向前一探,脖子一伸,两条腿蹬开了。

    史书记当了几天的牛,下面带出一群好牛来,麦子总算按时种下去了。背一天犁,他一看到葡萄的身影就又有了力气。他和她钻进北风吹哨的林子,直欢喜到两人都热得象泡澡堂。

    葡萄的肿消了,脸色红润起来,扁了的胸脯又胀起来。她每天饥得心慌意乱时,想到晚上这一场欢喜在等着她,就象小时从地里往家走,想到一个井水冰着一根黄瓜在等她,马上什么都美起来。

    天色往下沉暗,她把一篮子桐树花倒进刚开的锅里,坐下扯起风箱来。锅又开了,她揭开锅盖,把烫软的桐树花捞起来,一股清香。桐树花好好做熟味道不赖。涝起来的桐树花倒进盆里,她又舀了两瓢冷水进去。得泡上一天,才能把它熟来吃。昨天泡的花泡成了,用手撕撕,倒进锅里。煮一阵子,清香不清了,有了点油荤的香气从锅里冒上来。

    葡萄用两个大碗把做熟的桐树花装进去。她摸黑摸出盐罐,里面有把断把粗瓷勺。她用勺子在盐罐上使劲刮,刮了一周,又刮一周。盐罐是分家时分到的,不知哪个懒婆子用的,一定是连汤带水的勺儿筷子都插进去舀盐,干盐巴浸了水,年头长了结成一层硬壳,现在葡萄把盐吃完了,只能靠刮那盐罐。

    盐和辣子一撒,再拌拌,她用筷子夹起一块,送进嘴里。味道真是鲜得很,有点象鸡丝哩。不过葡萄早就忘了鸡丝是什么味道。她把自己碗里的桐树花又往大二碗里拨了些,把两个碗装进篮子,挎起来下到地窑里。

    她摸黑摆好碗筷,又摸黑把凳子放好,嘴里问二大:“桐树花咋会恁鲜?吃着象鸡丝。”

    二大嗯了一声,手把棉袄摸过来。

    她一听他的动作,就说:“爹,冷得不行吧?”

    二大又嗯了一声,手去揭被子,把当褥垫的草碰响了。她听着听着,想这个抖法,不是冷了。她的手准准地伸过去,摸在他额头上。就和摸了一块炭一样。她说:“爹,你啥时病的?早上咋不告诉我?!”

    二大一张嘴,上下牙磕得可响。他说:“没事。”

    葡萄点上灯才发现二大看着比听着吓人多了。他脸色苍黄,两只眼成了狸子的黄眼,白头发白胡子中间搁了个肿得有盆大的头。这时他要是逛在史屯街上,谁也认不出他就是十年前给毙了的孙怀清。

    葡萄赶的是下洛城的晚班火车。小火车站的伙房师傅见了她,塞给她一个扁豆面的韭菜盒子,又把她交待给了火车上的伙房师傅,说葡萄是铁路上的家属,托他把她搁在餐车里捎到洛城。身无分文的葡萄晚上九点到了洛城。赶到孙少勇家时,已经十点了。

    少勇开了门,把她往里让,两眼不离开她的脸。他问她怎么这么晚来,有急事没有。

    “可是有。”葡萄说,见他让了椅子,也不坐下去。

    “坐下说。”少勇拿出一个干巴巴的杂面馍,又给她倒上水。

    “不是来跟你要饭的。”

    他见她脸色不差,也不太肿。就是两眼的目光和从前不一样了,好象她一边和他说话,一边在想自己的心事。

    “坐下慢慢说。”

    “没空坐。你跟我回去一趟。”

    “啥事?”

    “有个人病了。病得老重。”

    “谁?”

    “回去你就知道了。”

    少勇盯着她看。看出来了,那人是和他也和她有秘密关系的。是他们的孩子?是,肯定是。她一直把挺藏在什么地方养着,这个叫葡萄的女子干得出那种好事来。

    少勇从衣架上拽下围脖、绵大衣。又从抽屉里拿了些钱。他一扬下巴,叫葡萄先走。

    出门后葡萄才想起来问:“没和你媳妇说一声呀。”

    少勇只管闷头往前走。他到大门口的公用电话拨了号,不一会接通了,他说他得出趟急差,老家人病重,得用用医院的车。他说他按标准付车钱和司机的夜班费。

    少勇和葡萄是乘一辆破旧的救护车回史屯的。救护车已退了役,但年长日久的清毒水气味还浓得很。它就是少勇身上的气味——葡萄早先觉着他清洁得刺鼻醒脑的那股气味。

    少勇上车半小时才说话。他说:“孩子啥症状?”

    葡萄嘴一张,没出声。他以为病的是他儿子。他到现在也相信他和葡萄有个儿子,正在哪个他瞧不见的地方一天天长成个小少勇。为了这儿子他连他媳妇也不顾了,半夜三更出远门连个话也不丢下。

    他又问:“是饥坏了?”

    葡萄又张了一下嘴,没出声。他捏住她手,呲牙咧嘴地说:“咋不说话?死了?!”

    “一身发黄,眼睛成猫眼了。脸可肿,老吓人。”葡萄说着,眼泪卟嗒卟嗒掉下来。

    他甩下她的手。

    “你老狠呐,葡萄。”

    她明白他是说她做得太绝,把个孩子独占着,不到他病死她不叫他见。

    少勇叫司机把车开回医院。他把病状也弄明了一大半,回去取针取药,顺便取白糖、黄豆。他们又上路时,他直催司机开快些。

    路上他问葡萄:“挺长得象我不。”

    “嗯。”她想到最后一次见到挺时,他齐她高了,会吹口琴、拾柴了。

    “哪儿象我?”少勇问道。

    “哪儿都象。”

    “眼睛象谁?”

    “吃奶的时候,看着象我。大了看看,又不象了。再长长,长成咱爹的那双眼了,老厉害。”

    少勇随着车颠晃着。他的儿子可不敢死,他就这一个儿子。朱云雁整年忙得顾不上家,不是下乡蹲点就是上调学习。他慢慢发现成了干部的女人实际上不是女人,把她当个女人疼爱,她会屈得慌;把她当个女人使唤,那是想都不要想的事。少勇敬重朱云雁,可一男一女光剩了敬重怎么过成好日子?朱云雁一到他想要孩子就说:再缓缓吧,眼下大事多少啊?再逼,她就翻脸了,说少勇是什么干部,医生?和落后农民有啥两样?少勇靠让着她敬着她过了一年又一年。后来他也凉了,就把朱云雁当个合法睡一床的女同志,反正睡下去、站起来,说的都是一种话。再后来睡下去话也不用说了,背靠背,各扯各的鼾。一个床上两床被,常常只剩一床。她的被老是用麻绳捆上,让她背去这儿蹲点,去那么访察。

    “挺有多高了?”少勇又问。

    “高。象咱爹的个头。比你和铁脑都能长得高。”葡萄说。

    “你到底把他搁哪儿养的?”

    “世界恁大,挺才多大点?”葡萄说。

    “你说他看见我,会认我不会?”

    葡萄看着车窗外头黑色的电线杆一根根往后退。她笑笑:“谁知道。他好就行,活着就好。认不认我,随他。”

    “挺不认识你?”

    “认识不认识,只要他活蹦乱跳,我就可高兴。”

    “他离你远不远?”

    “远。挺都不说咱的话了。他说人家的话。”

    少勇看着葡萄。葡萄看着窗外。车子一蹦老高,把她扔起来,他把她扶住。他想,既然葡萄把挺给了很远的人家,怎么又把他往史屯带?

    车已经进了村,葡萄让他和司机说,叫他把车就停在村口。她和少勇往她家走时,她说:“生病的这个人不是你儿子。”

    少勇站在一棵槐树下,月光把槐枝的影子洒在他脸上。“是谁的儿子?”他问。

    “是你爹。”葡萄知道他会给惊坏,上来搂住他肩。

    少勇把她的话当疯话听。葡萄常有说疯话的时候。她的额头和太阳穴上的绒毛碰在他腮帮上,多年前那个葡萄又回来了。他每一寸皮肉都认得那个葡萄。“为啥你总说剜人心的事,葡萄?”他情话绵绵地说,个个字都进到她头发里。

    “二哥,提到爹真剜你心吗?”

    她的脸仰向他,月亮把她照得又成了十四岁、十六岁,两眼还是那么不晓事,只有七岁。

    “你不懂,葡萄。那时候我年轻。现在想,心是跟剜了一样。”

    她点点头,承认她是不懂。

    “二哥,你别怕。”

    少勇看着她。她把他的手拉着,往前走。走两步,她把他两手夹进自己的胳膊窝。她又说:“你啥也别怕,有葡萄呢。”

    前面就是葡萄的窑院了。少勇的手给她焐得发烧。一声狗叫也没有。不远的坟院里蹲蹲站站的,是夜夜到坟院碰运气的野狗。少勇不用看,也知道这不再是曾经的史屯了,他熟悉的村子给饥荒变野了,生了,不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它。

    葡萄是怎么度过近三年的饥饿时光的?他心里骂着自己,见葡萄打开了门锁。花狗倒还活着,瘦得尾巴也摇不动,它早就听出了葡萄的脚步,门一开,它已上到最高的台阶上。

    少勇一进院子就屏着气四下听,眼睛也闪过来闪过去地看。他实在猜不透葡萄的把戏。

    葡萄上了门,又扛了根碗口粗的棒子抵在门上。她还没转过身,就说:“二哥,你是医生,你只管治你的病人。啥也别怕。”

    他觉得她不是在说疯话了。事情一定不是闹着玩的,不然她为什么哄他到现在,叫他“别怕”?他也不再问,反正什么都该有分晓了。葡萄往屋里走,他跟进去,见她在点灯。然后,她从怀里掏出一张小照片。他凑上去,这就是他儿子。八岁的挺戴着红领巾,呆呆地瞪着眼前。他也象少勇小时一样爱板脸,见了生人就板脸。

    他四下看一眼。床空空的。柜子油得雪白,上面的花描成绿色。他一边看一边问:“孩子在哪儿?”

    “孩子在陕西。”

    他怕问下去她会说“已经病死了”。所以他什么话也不问。

    “孩子啥病没有。病的是咱爹,二哥。”

    “谁爹?!”

    “咱爹呀。咱有几个爹?”

    “孙……怀清?”

    “你先别问他咋活到现在。你只管把他当你的病人,给他治病下药。”

    “葡萄……?!”

    “多问没啥用。二哥,这时叫你把咱爹供出去,让人再毙一回,你供不供?”

    少勇看着葡萄。她让他钻进一个恶梦里来了。

    “你不会供了。我知道你不会了。要是供的话,挺就没了,你一辈子别再想见他。”

    他还是看着这个女妖葡萄。

    “你记着,你要再做一回逆子,你就当你没那个儿子。你杀你爹,我就杀你儿子,现世现报。”葡萄说着,抓起他的包,里面有药和针管,领他往院里去。

    孙少勇没有想到他见了父亲会哭。当葡萄点上灯,照在奄奄一息的父亲脸上时,他的眼泪流了出来。要是父亲被抬到医院,躺在急诊床上,求他来抢救的话,他肯定以为他自己救了条陌生的性命。他不断侧脸,把泪擦在两个肩头上,把针剂打了下去。十八年前,父亲和母亲一块去西安看他,那时他刚刚毕业。父亲打哈哈地说老了不怕病了,儿子成洋大夫了。

    父亲已经昏迷不醒。少勇直庆幸父亲饶了他,不给他来一场最难堪的父子相认。西安大街上,父亲领他走进一家商店,给他买了一支金帕克钢笔。他直说买那么贵的笔弄啥?

    父亲只管往外掏大洋,说他我养得起马,难道配不起鞍吗?医生做成了,还掏不出一支排场钢笔给人开方子?母亲也噘嘴,说那笔够家里买粮吃半年了。二十二岁的少勇挑了一支笔便宜,说他中意它。父亲说它太轻,说给人开药方,手上得掂个重东西。

    孙少勇给父亲查了心、肺,看父亲两个厚厚的眼泡明晃晃的,他想,三分人、七分鬼的老父亲要能活过来,不知会不会问起那支金笔。父亲和母亲前脚离开西安,他后脚就把那笔给典了。典的钱和父亲给他留下的三十块大洋一块,交到了地下党组织手里。他已记不太清当时父亲给他钱时他有没有推让。按说他是会推让的,因为他知道父亲的积攒都给他哥俩求学了。正因为父亲只是能写几个字算算账的半文盲,他才巴望他的儿子们成大学问。

    不过父亲可能再不会醒了。

    一连几天的输液,他明白那场过堂一般的父子相认他妄想躲过了。父亲身上和脸上的黄胆已退了下去。眼睛的黄胆也浅了。这天晚上,他下到地窑,见煤油灯的火苗捻得老高,小桌上摆了两个怀子一个茶壶。父亲躺在灯光那一面,头发、胡子已剃去。虽然还不是活人的脸色,至少不象鬼了。他知道父亲闭着眼却是醒在那里。他的下一步,就是跨进油锅受熬炼。

    这时忽听父亲说:“葡萄,医生来了?”

    葡萄嗯一声。少勇看着她:难道父亲一直不知道治他病救他命的是他的逆子少勇?

    父亲说:“给医生沏茶了没?”

    “沏了。”葡萄的脸上有一点诡密的笑,把他拽到板凳前,捺他坐下。

    父亲的嗓音气多声少:“那你告诉他,我就不陪了。我得闭上眼,睁眼老费气呀。请医生该咋诊病就咋诊。跟他赔个不是,说我怠慢他了。”

    葡萄又诡密地朝他笑笑,说:“爹,哪儿有医生跟病人一般见识的?不想睁眼,不睁呗。”她把茶杯塞到他手上。他僵得手也动不了,茶杯险些打碎。她的手把杯子递到他嘴边,他木木地、乖乖地喝了一口被父亲叫成茶的白开水。开水一直烫到心里。

    他问诊时,父亲也不直接回答,都是说:“葡萄,告诉医生,我肚里的水象下去不少。”或者:“问问医生,咋吃啥都跟药似的,那么苦?白糖水也苦着哩。”

    少勇收了听诊器,血压器,父亲说:“跟医生说,葡萄,明天他不用来。六十里地,跑着老累人呐。”

    少勇也不知说话还是不说话。他张几次口,那个“爹”字生涩得厉害,怎么也吐不出来。父亲为他行方便,不让他过那场父子相认的大刑,他只好把一再把“爹”字苦辣地吞咽回去。他朝葡萄使个眼色,叫她跟他上去。葡萄把纳鞋底的麻线往鞋底上一缠,站起身来。

    “告诉医生,我就不跟他道别了。”父亲说。声音更弱,已半入睡了。

    两人站在桐树下。一个好月亮。少勇两眼云雾,飘到这飘到那。葡萄不说话,等他魂魄落定。他嘴动了几次,都摇摇头,不说也罢地叹口气。葡萄知道他想问她怎样把他们的爹救回来,一藏十年。见他眼睛沉稳了,不再发飘,她想,他魂回来了。她只几句话,就把它讲完了,就象讲她去赶集卖鞋底、赶会赛秋千,若她和他真做成寻常恩爱夫妻,晚上闲下来,她都会和他这样说说话似的。

    少勇觉得这就够了,不能多听,听这点已经够痛了。葡萄讲得淡,他的痛便钝些,她讲得简略,他痛得便短些。这样猛的痛,他得慢慢来,一次受一点。他每次来看父亲,都从葡萄那里听到这十年中的一节儿,一段儿。葡萄讲到他们爷儿俩如何做鱼吃,又怎样咽不下带刺儿的鱼肉。她每次都是三言两语,好象哪件事的由头,让她想起十年中的一个小插曲儿。假如少勇问她:这样藏下去是个事不是?她会说:啥事都不是个事,就是人是个事。问她万一给发现咋办,她会傻一会眼,好象从来没想过那么远。要是说:藏到啥时是个头呢,葡萄?她会说:咳,这不都藏这些年了。

    每回少勇来,都睡在堂屋的旧门板上。这天夜里听见花狗叫起来,又听见葡萄的屋门开了,她穿过院子去开门。不久就听见葡萄和一个男人在院里说话。听着听着,男的嗓音厉害起来,象是责问葡萄什么。葡萄可不吃谁厉害,马上凶几句,过了一会,手也动上了。那男人动起粗来。

    少勇把自己屋的门一拉,问:“谁?!”

    男人马上不动了。葡萄趁机又上去搔了他一把。男人转身就往门外走。少勇又叫:“我认出你来了,跑啥跑?!”其实他什么也看不清。

    男人给少勇一咋唬,心虚了,便站在台阶下说:“和嫂子说昨天出工的事呢……”

    少勇说:“几点了,说出工的事?明明就是你见不得寡妇家门下太清静!早知道你没安好心!……”

    其实少勇只是怀疑来的这个男人是谁,但还不敢确定。

    男人说:“那二哥你咋会在这儿?六十里地都不嫌路远,隔两天往这儿来一趟?”他说着人已经走过来,迈着穿皮靴的大步,一边把肩上披的军衣往上颠。

    少勇想,果然是这小子。最后一次见春喜的时候,他还是个青楞小子,这时一脸骄横,人五人六的成公社公记了。

    葡萄抬着两个胳膊把头发往脑后拢,看看这个男人,又看看那个男人。

    “我来咋着?”少勇说。

    “来了好,欢迎。是吧,嫂子?给二哥配了大门钥匙了吧?”

    少勇不知怎么拳头已出去了。他没有想清楚自己为什么恨春喜,而且也不止是为了葡萄恨他。春喜从几年前就把这个史屯闹得闻名省,眼下的饥馑也省闻名。春喜没想到会挨少勇这一拳,手抹一把鼻子淌出的血,借月光看一眼,突然向少勇扑过去。少勇年纪毕竟大了,打架也打得差劲,马上给打得满院子飞。花狗跑过去跑过来,想给人们腾场子,好让他们好好地打。

    葡萄突然大叫:“来人呐,出人命啦!快来人呐!……”她声音欢快明亮,在水底一样黑暗安静的村庄里传得很远,先是在麦苗上滚动,又上了刚结绒绒果实的桃、杏树,慢慢落进一个个几丈深的窑院。

    春喜不动了,站直身到处找他打架时落在地上的旧军衣。

    少勇觉得胁巴已给他捶断了,抄起地上劈柴的木墩子时,疼得他“哎哟”一声。他突然觉得父亲给他的那支金笔,他是交给了春喜了。是给了春喜这样的人。春喜不明不白地把那贵重的笔弄得没了下落。他忍着疼,把木墩子砸过去,砸在春喜的腿上。

    春喜得亏穿着日本大皮靴,腿没给砸折。他军衣也不找了,操着军人的小跑步伐往窑院的台阶上跑。李秀梅正一手掩着怀从家门跑出来,见春喜便问:“是史书记不是?”

    春喜不答话,撒开两只一顺跑儿的皮靴,“跨跨跨”地往村里跑。这时葡萄的喊声才煞住。

    第二天葡萄在春喜的军衣口袋里发现一块女人用的方头巾,桃红和黑格的,里面包了一封信。信只有几个字:葡萄,你叫我想死吗?我天天去林子里等你,等了一个月了。信还有个老老实实的落款,葡萄抱着围巾和信笑了:这货,上了心哩!她葡萄和他不一样,动的不是心,是身子。她葡萄能把身子和心分得好清楚。要是她的心能喜欢上春喜,她就不会把他的信和军衣收起来,防备着哪一天,她用得上它们。她想来想去想不明白自己,她到底不喜欢春喜哪一点。

    麦收扬场的时候,春喜见了葡萄,她头上扎的正是那条桃红色头巾。他抓起一个大铁锨,一边笑呵呵地叫着“大爷”“大娘”,一面接近了葡萄。看两人能说上悄悄话了,他问她要他那件军衣。

    葡萄大声说:“啥军衣?”

    春喜赶紧把麦子一扬,走开了。再瞅个机会过来,他说:“把衣裳还给我。”

    葡萄:“你衣裳借给我了?”

    他见她狐眉狐眼地笑,明白她就是要和他过不去,又走开了。

    这是三年来葡萄头一次吃上白面馍。她把馍从笼里拿出来,拌了一盘腌香椿。她给了花狗两个馍一盆汤,挎着篮子把饭送下地窖,在窖口就叫道:“爹,新面蒸的馍来啦!”

    她这天忘了拴门,一个人伸头进来,正听见葡萄刚叫的那句话。花狗饿了这些年,头一回吃馍,连生人来它也顾不得叫了。

    这人是史五合,村里人都不敢理他,都说他媳妇饿死后让他吃了一条大腿。谁也没亲眼见到他媳妇的尸首,是一群孩子们传的故事。孩子们天不明出去拾粪,正见一群野狗把一个尸首从新坟里刨出来。孩子们打跑野狗,见那尸首只有一条腿。他们用粪叉子把尸首的上半身扒拉出来,认出是史五合的媳妇,头天饿死的。之后村里人就都躲开史五合了,说你看看史五合的眼,和野狗一样样,都冒血光。

    五合在门口听了葡萄叫的一声“爹”,心里纳闷,本来想偷点什么,也忘了偷,边走边想,王葡萄哪里来了个爹呢?

    这事一直让史五合操着心。过了几天,他想,他一直操心的这事得解决解决。他在一个晚上悄悄跑来拍葡萄家的门。葡萄开门便问:“麦吃完了?”

    “不叫我进去坐会?”五合的脸比花狗还巴结。

    “有屁就在这儿放。”葡萄说,嘴角挑起两撇厉害的微笑。

    “咱还是师徒关系呢……”

    “谁和你‘咱’呢?”

    “我有话和你说。不能叫人听见的话。”

    “和你说‘不能叫人听见的话’?”她咯咯咯地乐起来,不一会就扯住袖头擦乐出的眼泪。

    五合看着这个女人笑起来露出的两排又白又结实的牙,个个都在月色里闪动。要能贴在她又干净又光滑的皮肉上,那可是消暑。

    “咋就不能和我说说话儿?”五合伤心地一闪红红的眼睛,往她跟前靠靠。

    “落臭名声我也找个是模样的。史老舅家的二孩、三孩,我要跟他们落个腐化名声,心也甘,冤枉我我甘心。人家扯起是个汉子,卧倒是条豹子。和你,值吗?”葡萄笑嘻嘻地看他一点点往她身边挤,等他挤上来了,突然抽身,手背掴在他下巴上,下巴险些掴掉在地上。

    五合一手捧下巴,一手指点着葡萄,成了戏台上的小生:“好哇,打得好!再来一下!……”

    葡萄说:“回头还得浪费肥皂洗手!”

    “再来一下!我看你敢!你再来一下,我啥也不说了,咱直接找民兵连长去。”

    “找呗。”

    “他们天天忙着抓捣乱破坏的地主、富农,漏网******。”

    “抓呗。”

    “你别以为你把他藏得多严实。”

    五合说这话是想诈诈看。他红光四射的眼睛罩住葡萄脸上的每一点变动。葡萄的脸一点变动也没有。他心里一凉,想讹点什么的计划恐怕要落空。

    “我藏啥了?”她问。

    五合头皮一硬,嘴皮一硬,说:“那天我可看见了。你以为我没看见?”他想,诈都诈都这儿了,接着往下诈吧。

    “看见啥了?”

    “你说看见啥了?看见他了呗。你给他蒸了新面馍。你能把啥藏得住?我马上就能叫巡逻的民兵过来。”

    麦子收成好,民兵们夜夜巡逻保卫还没收的麦子。这时就听见两个民兵在不远处聊着笑话,从地边往这儿走。

    “不给人,给粮也行。”五合说着,活动了一下下巴、脖子。

    “你刚分的麦呢?”葡萄问。

    “俺家借的粮多,还了就不剩多少了。”

    葡萄叫他等着,她把门一拴,进去提了十来斤白面,又打开了门缝,把一袋面扔出去。她听五合在门外说“多谢了!”她想,那一点面够这货吃几顿?吃完又该来了。到了秋天,她的白面也吃完时,她只能把喂了五个月的猪卖了,换了些高粱米。榆树又挂榆钱时,她吃尽地上、水里、树上长的所有东西,把粮省下给二大和五合。她已经习惯吃鱼剔刺了。腥臭的鱼肚杂她也吃顺了嘴。这时,喂了一冬的羊开始产奶。葡萄走到哪里人们都吓坏了,说这个女人吃了什么了?怎么水豆腐一样嫩,粉皮一样光呢?光吃鱼,喝羊奶的葡萄远远地看,只有十七、八岁。

    眼看麦子又要收了。到处都贴着红绿标语。葡萄想,又是什么新词出来了。新词是“三自一包”。她的“三自一包”是猪场。村里的人又开始闹社火。梆子剧团来了一个又一个。一天戏台下有喊:那不是刘树根吗?刘树根不见了几年,回来成了团圆脸,老婆也挂起双下巴。两人刚下火车,还没归置家就看戏来了。他和老婆逃出去之后,在山西和一群各省的流民落荒到一片山地上。他们烧了林子,恳出地,种了一季红薯。那年的红薯结疯了,吃了一冬都没吃完。第二年他们种了甜菜、大麦、高粱。又正碰上厂家大量收购甜菜。第三年他们碰见一个史屯公社的乡亲,说公社用刘树根找到的油漆在河堤上、山坡上写了大标语,都是支持党的新政策的口号,那些标语在飞机上都能看得见,正好这天有个中央领导和省里领导乘一架直升飞机参观“三自一包”的成就,中央领导说:“那是哪个公社?”

    省里领导马上派人传达这句话。传达时这句话就成“那是哪个公社?搞得不错嘛!”

    传到县里时,升任县委书记的英雄寡妇蔡琥珀再往下传,就成了:“那个公社稿得很那好嘛!”

    这样史春喜就被叫到了省里,参加了一次经验介绍会。他讲着自己公社怎样战胜三年自然灾害,走出大饥荒时,忽然想到,他能有这份荣幸,得记刘树根一功。没有那些油漆,他们不会刷那么大的标语,也不会被飞机上的首长们注意到。那些油漆把整个史屯街上的门面房油了一新,各级领导们看到一色的白门窗绿门窗,精神振奋,忘了这是个刚刚从饥饿中活过来的村庄。当时看刘树根找到的油漆毫无价值,长远的价值都不可估量。社会主义革命更是精神上的,灵魂上的,所以那些油漆漆出的东西具有灵魂的价值。史春喜把这些话在公社干部会上讲了。这些话被传出去,传到了山西的刘树根耳朵里。

    吃晚饭时,葡萄把刘树根回来的事告诉了二大。她的意思二大听懂了。她其实是说:那时刘树根给捶烂,也就捶烂了。他躲了事,也就啥事都没了。事都会变,人不会变。把人活下了,还能有啥事哩?

    二大看她香喷喷地喝着鱼汤,心想,这闺女,好活着呢,给口水就能活。

    二大说:“别老去偷青麦。吃了多可惜!”

    葡萄说:叫别人偷去不可惜?她笑起来。村里常有偷庄稼挨民兵揍的。葡萄偷的手艺好,地头蹲下尿一泡尿,身上都能装满青麦穗。她做的青麦馍、青麦汤也不胀肚。用钝磨多推推,多掺些萝卜糊、锅盔菜,口味也不赖。做咸汤时,葡萄用鱼汤搅面,多放些葱姜,二大就吃不出腥臭了。

    二大说:“往年没人偷庄稼。”

    葡萄说:“往年不是公家的庄稼。”

    二大说:“谁的庄稼也不该偷。”

    葡萄说:“不叫抓着就不是偷。”她把碗筷收拾起来说,“爹,今天晚上上头可凉快,上去坐坐吧。”

    二大和葡萄坐在院子里。有飞机飞过,两人都停下抽烟、打麻线,抬头看那小灯一闪一闪从星星里穿过去。葡萄告诉了二大,洛城修了座机场,离史屯只有三十里地。有一天她看见少勇坐的飞机飞过去了。少勇当医疗队长到黄泛区治病,立了功,上西安去开会就坐飞机去的。去西安之前他来和葡萄打招呼。那天葡萄看见一架往西飞的飞机。每回她说少勇的事,二大都象听不见。

    第二天五合到猪场来找葡萄。他说他见到一个鬼。是给毙了十多年的孙二大的鬼。我“晚搬了个梯子,爬你墙头看的。”

    葡萄说:“你想要啥?”

    五合说:“粮我不缺。有青麦偷哩。”

    葡萄手里掂个搅猪食的木棒,有五合的瘦胳膊粗。木棒在她手上一抽一抽的,就象硬给捺回去的拳头。木棒懂她胳膊的意思,她胳膊懂她心的意思。

    “那你想要啥?”

    “你先说他是不是个鬼?”

    “是不是你不是看见了?”

    “我得让史书记,民兵连长,带着民兵去看看,他是个鬼还是个人。”

    葡萄手里掂的木棒抽搐得狠着呢。她要不扔下它,它马上就要窜起来了。她把木棒往锅里一插,开始搅正开锅的猪食。史五合上了一步,把葡萄拽进怀里。

    她看着这个一无用场、不长出息的男人花白的头在她怀里拱来拱去,象拱到奶的猪嵬似的马上安静了。她看着她自己的衣服给那可怜巴巴的手扒下去。猴急什么呢?把钮绊都拽脱了。她看她自己的背抵着嘟嘟作响的锅,看着那只没干过一件排场事的瘦手上来了,掰开了她。是不是****?她给他拖到撒着糠米儿、麸皮、黄豆瓶渣儿的地上。花白发的脑袋已软下来,软在她颈窝里,一股汗气让她张大嘴呼气。这是个活着没啥用的东西。他媳妇死都死不囫囵。

    他自己亏空了不知多少似的,又是汗,又是鼻涕,气还没喘妥就告诉她,他每天得来找她一回。

    她说:“找呗。就别上这儿来。”

    “那上哪儿?”

    “这儿多脏。”

    “你还挑干净呢?”

    “干干净净的,美着呢。”

    “那我明天上坡池里洗洗?”

    “别糟塌一坡池的水吧。牛们还饮呢。你下回来,我带你上一个地方。”

    史五合五十岁来了这场艳福,高兴地连吃新麦都不香了。他等葡萄带她去风流,天天打水又冲又洗又刮脸。到了这天,葡萄领他往河上游走,叫他别跟近。他远远跟着,口哨吹着“秦香莲”的段子,多高的调都吹了上去。走到晌午,走到一个小庙边上。他从来没见过这么矮的庙,不象是荒庙,窗玻璃擦得晶亮,还有焚香的烟冒起来。他见葡萄只穿件没袖没领的小衫子。那是块旧洋缎,缎面的光彩在阳光下还耀眼,把她身上凸的凹的都闪出来了。

    她回头冲他一笑。他刚上去搂她,她突然翻脸,尖叫着“救命啊!……畜牲!畜牲!……”

    他恼坏了。手一用力,那缎子小衫被他扯碎了。他象条大肉虫似的在她身上又爬又拱。她叫得惊天动地。不一会他觉出什么动静,扭脸一看,小庙里出来了一大群侏儒,楞在那里。突然从门里冲出一个十来岁的男孩,扑到史五合身上就咬。史五合一把把男孩扔出去,侏儒们这才抄起棒子、石头,举着铜香炉朝他来了。

    五合不会知道这个名叫挺的男孩了。那些木棒、石头砸在他肉上、骨头上,发出闷响、脆响、砸在骨头上的声音让他觉着整个身子是个空壳儿。他看着自己的鲜血发了山洪,隔在他和侏儒们之间。那滚烫的山洪从他自己头脸上冲下,把侏儒们一模一样的扁脸慢慢淹了。他不知道叫作挺的男孩是谁,打哪儿来的,也不知年年收罢麦葡萄就上到这山上来,来看这男孩,照例搁下药片、药水;治头痛脑热的,治肚泻上火的。她还按男孩长大的尺寸每年给他做一套衣服一双鞋。五合听见一个蚊子似的声音说:“别打呀,我还有七十老母……”他发现自己是这只求饶的蚊子。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矮子怪物,那半尺长的腿们踢他踢得狠着呢。他来不及想自己会不会丧命在这几百短腿怪手里,热血的山洪就把他眼前最后一点天光淹没了。他不会知道葡萄和叫挺的男孩是怎么相处十来年了。她和他没说过话,就互相看两眼。他在庙边上跑着掏鸟窝,抓蝈蝈、吹口琴时,会突然站住,一动不动,脸对着那片杂乱的林子瞪大眼。他有时还会朝林子走几步,就是不走进去。挺明白林子里有双眼睛和太阳光一样照在他身上。

    五合快要咽气了。他已经不是个人,是个人形肉饼。最后的知觉里,他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说:挖个坑埋埋吧。他那一滩血肉人渣儿给人七手八脚地拾了拾,七零八碎地给搬起来。镐头在他旁边刨,刨一下他的渣儿就更散开一些。五合那个享过艳福的东西在刨地的震动中一抖一抖,他不知它正被那叫挺的男孩瞪眼看着。那个男孩脸上露出恶心的神色。从五六个省、市集合到这里的侏儒们种自己开的地,吃自己打的粮,看自己唱的戏。人们嫌弃他们,他们也瞧不上人们。因此他们没有人饿死。叫挺的男孩管他们叫“爹”、“妈”、“大爷”、“叔”、“婶”。

    五合不知道任何事了。那些他不知道的事包括叫挺的男孩年年都是三好学生,年年都把奖状带到这里,搁在庙门口。他们进庙去的时候,有个女人会来细细看那奖状。上一年,奖状里包了张一寸大的照片,叫挺的男孩在上面呆楞楞地瞪着眼。那双眼很英气,被人说成“眼睛看着老利害”。

    五合稀烂的肉体还没死透,滚进大坑时肉还最后疼了一下。是那些半尺长的腿把他踹下大坑的。是叫挺的男孩瞪着他这堆血肉渣子滚上了第一层黄土,就象庙会上卖的甜点心滚了一层豆面、糖面、芝麻粉。五合知道的事不多,知道他十多年前打洞打进孙家百货店时,孙二大手里的铡刀是仁义的。他还知道他去葡萄身上找舒服时,葡萄并不恨他。葡萄象是可怜他。他知道的不多,但知道葡萄胆大妄为,敢让一个毙了的人复活,让那人一活十多年。

    史五合从这世上没了。他知道的那点事也没了。

    谁也不觉得缺了他。

    这个人站在史春喜身后,乱糟糟一个头,皱巴巴一条围巾,灰蒙蒙一双皮鞋。脸是整齐的,眉眼一笔一划,清楚得象印上去的。三十来岁?恐怕不到?

    史书记介绍他是省里派来的四清工作队同志,是个作家,写过有名的书和电影。葡萄把他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看过了。春喜对葡萄说,朴同志就安排在葡萄院里住,饭派到各家吃。村最数王葡萄家干净整齐,才安排他住这儿。

    葡萄转身往屋里走。史书记在她身后叫:“王葡萄,你听明白没有?”

    葡萄说:“不支床老扛着被子?”她下巴一斜,指指春喜肩上的被包。

    史春喜说:“我话没说完呢!”

    “说。”葡萄在窑洞里应着。

    那个叫朴同志的男人赶紧进了窑洞,帮葡萄一块把两摞土坯摞齐,再把那块靠着墙的门板扶下来,搭在土坯上。他不会干活儿,葡萄搬土坯,他就上来和她抢,弄的四只手四只脚乱打架。葡萄扛门板,他搭的那只手也吃不上力,虚扎着架式,不过心是好心,眼睛担惊受怕地看着葡萄弯腰、起身、绷腿、挪脚、咬嘴唇。见他担惊受怕,葡萄斜在门板下朝他咯咯地笑起来。“怕啥呢?我连你一块都搬得起。”她笑着说,一边缓缓跪下一条腿,把床板卸下,搁在土坯上。

    史书记进来了。窑洞窗上的小方格子透进来光亮。窗上糊的纸黄了,红色窗花还红着。葡萄爱拾掇家,地上的砖扫得泛青光,墙上漆了一圈绿漆,往下是白漆,往上是旧报纸旧画报糊的墙和拱顶。

    史书记跟葡萄讲着好好照顾朴同志之类没用的话,朴同志也跟葡萄讲着以后要添许多麻烦之类没用的话。葡萄说麻烦也没办法呀。她笑嘻嘻的,两个男人楞住,不知她要俏皮还是发牢骚。

    “麻烦工作队要住,不麻烦工作队也要住。”她说着,就拿起朴同志网兜里的花脸盆,对着光看来看去。

    史书记说:“她这人直,朴同志别往心里去。”

    “工作队这回要改啥呀?”葡萄问道:“上回是‘土改’,这回是啥改?”

    朴同志说:“这回是‘四清’。清理地主、富农、……他扳下俩手指,扳不下去了,张口结舌地想着。

    史书记马上接下去:“还有坏份子、右派。”

    葡萄说:“和上回一样。”

    朴同志懵懂了,问她哪回。

    葡萄:“上回也打地主、富农。我当这回是啥新工作队呢。和上回一样。”

    她已拿着盆走到院里,从缸里舀了两瓢井水。朴同志直说:“我来,我来”,还是插不上一下手。他把毛巾投进水里,胡搓乱拧,水淋淋地就擦到脸上。葡萄觉着他连搓洗毛巾也不会。洗衣服咋办?真愁人。她看他两只马虎手又在盆里瞎搅,愁愁地笑起来。

    史书记说:“王葡萄,你这觉悟可成问题。”

    葡萄想,连“觉悟”这词儿都和上回一样。

    “工作队吃恁大辛苦,这么大名作家上咱这儿蹲点,就为了提高你这样人的觉悟。”史书记伸着一个手指头敲木鱼似的点着葡萄。

    “觉悟觉悟,给记工分吗?”葡萄说。

    朴同志一听,哈哈大笑。他这一笑葡萄放心了:是个鲁莽汉子,一点不酸。葡萄和他对上一眼。朴同志嘴张在那里,笑容干在脸上。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眼睛,浑顽未开,不谙世事。是胆大妄为的一双眼。眼睛又厉害又温柔,却是不知有恨的。这双眼最多六岁,对人间事似懂非懂,但对事事都有好有恶。怎么会有这样矛盾的女人?

    葡萄把他拧了没拧干的毛巾接过来,肩膀挤他到一边去,自己把毛巾搓了二下,脆利地拧干、抖开,交到朴同志手里,端起脸盆走到院子那头,把水倒进一个木桶。朴同志看她的一个个动作,觉着她身手漂亮,天生就会干活。

    第二天他发现葡萄从红薯窖上来,挎一篮子花生。她说:“炒花生给你吃。”又过几天,他夜里躺在床上,听她出屋。不知为什么,他起身扒在窗上看。他见她又下红薯窖了,上来下去手里都挎着篮子。

    朴同志有天晚上开会回来,她给他开大门。那天他忘了带手电,步子滑了一下,从台阶上摔下去。她给他敷药时他说要在门上装个灯就好了。

    “装啥灯?反正你们又耽不长。”

    “谁说我们耽不长?”

    “我说。”

    “你为什么说我们耽不长?”他有点和孩子胡逗的样子,看着她笑。

    “谁都耽不长”。她想说给她听过去十四军来了,驻下了,后来又走了。八路军来了,也走了。土改队住了一年,还是个走。过去这儿来过的人多呢——洋和尚,洋姑子,城里学生,日本鬼子、美国鬼子,谁耽长了?你来了说他投敌,他来了说你汉奸,又是抗日货、又是日货大减价,末了,剩下的还是这个村,这些人,还做这些事:种地、赶集、逛会。有钱包扁食,没钱吃红薯。不过她没说。葡萄觉得自己现在心眼多了,不愿意把话给人说透,说透别人高低也明白不了。

    “我们这回可是要长耽。”朴同志说。

    “耽不长。”葡萄说,用旧布条把他腿包上。“你们不喜欢俺们这儿。俺们也不喜欢你们住长。”

    “你不欢迎我住这儿?”朴同志还逗她。

    “你们来,问过我们欢迎不欢迎了吗?”她眨着眼。她是特别耐逗的人,不动声色已经把对方逗了。

    朴同志当晚就把葡萄作为人物速写记在本子上了。朴同志白天下地和社员一块锄麦,锄几下社员就把他们十几个工作队员劝到一边去,叫他们读报唱歌睡觉发呆,反正不愿看他们硬着腰板、直着胳膊腿锄地,看的人比干的人还受症。朴同志把本子带到地头上去写,跟锄地的人打听这家老汉那家闺女,把葡萄的底细问了出来。连她十四岁那年守寡也打听得仔仔细细。他心里没法给葡萄这女子定型。她到底是个什么类型的人?他想多和葡萄说说话,可工作队忙死人,到深夜才开完会才回家。

    三个月之后,公社开大会,几千人到了史屯小学校的操场上,有的坐在鞋上,有的坐烂苇席,有的就坐在黄土地上。葡萄坐着自己的鞋,一针接一接地纳鞋底。她看看黑麻麻的人头,看看衣衫不整的脊梁、前胸,这不和十多年前一样?连人坐的东西都一样,还是鞋,烂席、黄土地。不一样的是台上的毛笔大字。乍一看也看不出啥不同来。

    斗争的人是刘树根的媳妇。斗的是给十四军一个连长做姘头。刘树根媳妇暗藏了很多年,拉拢腐蚀了刘树根和生产队、大队许多男人。

    葡萄扯着手里的麻线,眼睛一下也不往刘树根媳妇身上扫。刘树根媳妇有啥看头?回回赶集都看。她眼睛盯在朴同志身上,朴同志的衣裳扣错了一个扣子,下摆一长一短。她听朴同志告诉她,他是个孤儿,也不是中国人。他的父母从外国到中国来抗日时把他养在中国老乡家的。后来他父母都打仗打死了。朴同志做啥事都乱七八糟,胡乱凑合,就是没有妈做给他看。她的挺长大了会不会拧毛巾、扣衣服?

    葡萄眼泪流出来了。朴同志隔在眼泪那一边眉眼也不清楚了。

    朴同志没发言,就站在一边看工作队其他人发言,又看史书记和社员代表发言。现在台上佝腰缩头站的不止一个刘树根媳妇了,还有贺镇一个老师,是右派,还是“漏划”。另外就是几个过去挨过斗争的地主、富农。他们已经多少次见这么大的场面,所以台下看他们,他们也看台下。因为他们知道下了台他们和台下的人又是互相问“吃罢了?”“正做着呢。”

    最后上台的是史老舅。史老舅落后话太多,给他挂了坏份子的名号。

    朴同志的眼睛东看西看,漫不经心。他突然看见坐在台下不远处的葡萄。葡萄在流泪。他用眼睛问了她:“哭什么?”葡萄笑笑,用手掌下端把眼睛抹了一下,然后指指自己衣服前襟。

    朴同志盯着她的衣服前襟研究半天。那是件白土布褂子,滚着蓝底白花的边。葡萄的衣服再旧都合体可人。她又指指自己前襟,他便想加深研究她的胸。他脸红了,心里骂自己:你小子想哪儿去了?!

    会开完了,几千人在操场上拍打鞋上,席上、屁股上的黄土。这地方的黄土好啊,又细又软,天都遮黄了。所有的女工作队员都掏出粉红、粉黄、淡绿、淡蓝的小手绢捂住鼻子、嘴,只有朴同志傻楞楞地看着半天高的好黄土,他从来没见过这样遮天瞥日的黄土;黄土也象黄水一样长大潮,把人淹在里头。

    等他低下头,葡萄站在他面前。他看着她的眼,还是用眼睛问她:你刚才哭啥?

    她看懂了他眼里的问话。她说:“眼叫土迷了。”她的意思是:我能告诉你真心话吗?

    她还想说什么,笑笑,走了。

    他懂了她的话,跟她往回走。走到地边,人群稀了。她转过身,把他扣错的钮扣解开,发现原来少了一颗扣子。

    “脱下。”

    朴同志想,有叫不熟识的男人“脱下”的吗?

    “脱呀!我找个扣儿给你钉上。”

    他里面是个烂背心,一边背带断了,露出半个胸脯。他赶紧把那根背带手提着。他笑着说:“你钉不完,我哪件衣服都少俩扣子。我走路不看道,天天让树枝挂,让钉子扯。”

    她说:“咋和我那挺一样呢?”

    “挺是谁?”

    “是我孩子。”

    她自己一点都不吃惊,把真情吐露给这个萍水相逢的人。

    “没见他呀。”朴同志倒是大吃一惊,半天才搭上话来。他听说葡萄一直守寡,一个人过了二十年。

    “你咋会见着他。他在陕西呢。说不定在河北。”她知道他想往下听,心急得油煎一样哩。她说:“谁也没见过他,他爹也没见过他。这村里的人谁都不知我有个挺。”

    朴同志明白了。他感到这事很凄凉又美。一个年轻寡妇守着一段秘密儿女情,就一个人过了。他不打听孩子的父亲是谁,他不是那种俗人。

    “你见得着他吗?”

    “嗯。俺们见面不说话。”

    朴同志一手拎着肩上的断背心带子,沉浸在叫葡萄这乡下女人的故事里。他看一眼她的侧面,那是个完美的侧影。朴同志不知自己是怎么了,手上到她背上。她的背紧绷绷的,一直到腰,到臀都紧绷绷的。

    “他知道他是你的孩子?”

    “嗯。他是肚里啥都明白的孩子。”

    他们谁也不说话地走了一程,高粱高了,蜀黍肥了。

    葡萄又站下。他在她身后只隔半步,她一停他就撞在她身上。她说:“你咋和他们不一样呢?”

    “和谁们不一样?”

    “赵同志、王同志们呗。”

    “哪儿不一样?”他笑起来。朴同志和女人总是处得别扭,时间一长他身边总是没女人。地位和钱都帮不了他忙,三十几岁还没人给钉扣子。他在葡萄面前又瞪眼,又晃头,好象他不在乎给她评判似的。

    “不一样。”葡萄说。

    “你和人家也不一样。”朴同志说,一只手还拎着背心带子。他心里觉得自己滑稽,把缺钮扣的衬衫问她要回来穿上,不就不用这样难为自己了?可他愿意在她面前笨拙、滑稽。到了家,她找出一个扣子给他钉,说:“我每回下地窖你都扒窗上看。”

    他想自己的那个行为挺丑,赶紧摇头:“只看了一回!”

    “那里头没藏着我孩子他爹。”她笑着说。

    “那是红薯窖,我知道。家家都有。”他脸挂不住了。明知是红薯窖,那你偷看她干啥?

    “家家都有,可谁家也没我家的大。下去看看不?”葡萄下巴一扬,指那红薯窖,还是笑。“下去看看吧,我陪你下去。”

    朴同志不说话,看她把扣子上的线头咬断。她抬起头说:“脱下吧。”

    他说:“啊?”

    “就这样揪着它揪一辈子?”她指他的手一直揪着的背心带。“回屋换一件呗。”她说。

    他回屋去了,转一圈出来,手还揪在背心带上。他笑着说:“这件也是断的。”

    她说:“那就光着吧,光着凉快。”

    他两把就把背心从头上扯下来了。他说:“是凉快。”他活到三十几岁还没这样听女人话过。

    以后葡萄进朴同志的屋去扫扫抹抹,就翻翻朴同志写的书。那本书是讲他自己的故事,里头的男孩子不姓朴,葡萄也知道那就是他。他讲的故事太深,她不认得的字也太多,但她觉着看懂了他的故事。她把他从三四岁到十七、八岁的事都弄明白了。朴同志很少在家,夜深人静才回来,她想和他说说话,又心疼他缺觉,就拉倒了。他的书天天让她看,蘸着唾沫的手指把书页都翻得不平展了,书一天比一天厚。这天夜里,她给朴同志打开大门,朴同志说:“看完了?”

    “啊。”

    “好看不?”

    “要没那些不认识的字就更好看了。”

    她和他说话越来越省事,都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他从书页被翻动的情形看,就知道她读他的书了,读到哪一章节了。

    “识不少字嘛。”

    “是俺二哥教的。算盘是俺爹教的。”

    “你爹不是早去世了吗?”

    “俺有两个爹。早去世的爹不识字。”

    她眼睛看着朴同志。一进门他那张了口的皮鞋就叫她看见了。他裤子上是泥,下半截裤腿是湿的。他是踩到水沟里了。他天天闯祸,糟塌自己的东西。有回下到河里去洗澡,手表也让水泡停了。葡萄觉着自己的心要分一瓣儿给朴同志了。

    “看完书怎么想?”朴同志笑眯眯地问她。

    “啥都不想。”葡萄说。她心里说:连你心里的东西都看明白了,还用想啥?书上的朴同志和眼前的朴同志是个什么样的人,有颗什么样的心,葡萄懂,但她说不出。

    “地窑里藏的人是我爹。”葡萄说。

    朴同志心里唿嗵一下,表面和她一样,就象家常夜晚说淡话。他知道葡萄说的“爹”是谁。人们常常说漏嘴。说:孙二大活着的时候,咱这儿啥都有卖。或者:孙二大活着就好了,他能把那孬人给治治。朴同志在这里耽了三个月,心里慢慢活起一个叫孙二大的人:精明、果敢、爱露能、得理不饶人。他发现村里人渐渐忘了孙二大是个被他们斗争、镇压的人,他们又把他想成一个能耐大的长辈,遇到事,他们就遗憾不再有这样的长辈为他们承事了。开始他觉得葡萄在和他逗,但一秒钟之后,他相信她是那种妄为之人。她把窝藏一个死囚和偷公家几棵蜀黍看得差不多,都没啥了不得。

    “我爹在下头耽了好些年了。你们工作队不来,他还能上来见个太阳、看个月亮、听个画眉叫。”她凑到灯下去引针。

    朴同志哑下嗓子说:“这事可不得了,你懂不懂?”

    “懂,”她马上回答,抬头看他。

    他一看就知道她说的“懂”是六、七岁孩子的“懂”,不能作数。

    “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是我爹呀。”

    “可……可是他是个犯死罪的人!”

    “他没杀人没放火,犯的是谁的死罪?你心里可明白了,他不是犯死罪的人。”

    朴同志楞了:“我心里怎么明白?”

    “你明白。”葡萄把这三个字咬得很痛。

    “你告诉我这么大的事,我非得报告上级不可。我不报告,我也死罪。”

    “报告呗。”她把针尖在头发上磨磨,继续手上的针线活。“打着手电去报告,别又踩沟里了。”她下巴指指他的鞋,笑笑。

    朴同志真不知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他拿出烟来抽,两手浑身乱摸。“啪”的一声,他的打火机过来了。他看看葡萄大大的手,长长的手指把打火机往他面前又推一下。他可让她害苦了,把一个生死闸把交在他手心。他不知自己下一秒钟会不会跳起脚冲出屋,站到院子里大喊:“来人呐!抓逃犯呐!……”

    他又清楚自己是多么没用的人,假如刚听到她说这事的时候没趁着意外、刺激、惊吓跳起来去喊,往后喊是很难的。他一喊不仅出卖一条性命;他要出卖两条——这个浑头浑脑的王葡萄不久他就看不见了。

    他是不能看不见她的。三个月他在外头开会、调查、斗争,回来见到她,就感觉安了。外面总是凶险,斗来斗去,一句话说得大意,就会给斗进去。他是个马虎惯了的人,常说马虎话,只想博人一场哄堂大笑,可是人们笑过之后他觉出不妙来,觉出紧张来。他变成一个每句话说三遍的人:头一遍在心里说,第二遍用嘴说,第三遍是用记忆说,检查嘴巴说出去的哪个字不妥。说了三遍的一句话,落在人群里,他还是发现不妥。就象他走路行事,无论他怎样仔细,天天挂烂衣服踩湿鞋,天天看见身上有碰伤的绿紫青蓝,想不起什么时候碰痛过。

    每回他惊心动魄地回到葡萄的院里,看见她拉开门栓,淡笑一下就扭头下台阶,让他跟在后面下来,免得又踩错哪一脚,他就觉得安了。葡萄这里是见惯不惊的,大事化小的。她三十四岁,象个几岁的孩子不知道怕,也象个几百岁的老人,没什么值得她怕。只要把门栓一插,她这院子就是她的,就安。

    这下她的院子不安了。她揣着一颗定时炸弹哩。

    揣着一个定时炸弹,她还能这样安,他实在懂不了她是怎么回事。她讲着他公爹如何生病,她怎样给他求医,而他听一小半漏一大半。等她停了,不讲了,他又来追问那些漏听的。他太魂飞魄散了。有一点他弄明白了:叫挺的男孩是这桩事情的牺牲。

    他突然问:“你和你儿子的父亲,很相爱吗?感情很深吗?”

    葡萄看着他。这是什么话呢?这成唱歌了。她的笑把他打趣了。

    他想那一定是很象歌的。他发现有头有尾的男女故事一模一样,至少结尾一样。他和葡萄的事也就好在没头没尾。

    他和葡萄当然是没事的。他又不疯,去和一个乡下女人有什么事。

    他想总有一天葡萄的一生要成一个大故事。也许是很短的一生,只有三十来岁。这故事他不写也会有人写。就是只写到她三十四岁,也够大了。这么好的三十四岁,谁来了结它?是他?他趁她回屋去睡觉,悄悄走过院子,摸黑爬上台阶,贼似的拉开门栓,跑到四清工作队长家,让他赶快领人来包围这个让他舒适、安的小院子,捉走他喜爱的葡萄和地窖里的逃犯?

    他不行。干不了这事。

    朴同志不知道葡萄比他更早明白他干不了这事。从他一进这院子,你来我去的几句碎话儿瞥眼光,她就知道他是谁了。再就是从他的书,他的身世里,她比他自己都知道他是谁。他是那种掂着人家性命不轻易撒手的人。

    他抽了一夜烟,鸡叫时打好行李。就是对葡萄的秘密作聋作哑,他也得搬到别处住去。他被迫做了知情者,他不能再被迫做个合谋。

    他得等天亮再走。不然话不好说,一院子关着一男一女,还都孤的孤寡的寡,冷不丁一个人半夜卷了铺盖,那不是叫另一个打出门去的?

    他听见葡萄起身了,去院子里放鸡,又舀了水去厨房烧。他每天都有热水洗脸,还有一缸子热茶。他看看表,五点半,他拎着行李卷走到院里。

    葡萄从厨房出来,马上就乐了。她指着他的行李卷说:“你这铺盖卷拎不到门口,就得散。”

    他看看,她说得没错。

    “搁下。”

    他搁下了。

    她拎起那油酥卷一样松软的被包,回到他屋里,抽下绳子,重新把里面脏的、干净的衣服叠好,齐齐地码在被子里,再把被子叠成紧紧的四方块。她跳到床上,一只膝盖压在被子上,两手扯绳子。他左伸一下手、右伸一下手,都伸错了时候、伸错了地方,不帮忙反而碍事。

    “给你做了点干鱼。你拿上吧。”

    他跟她去了厨房。

    “俺们这儿的人吃不懂鱼。我也才学会吃。吃惯了不赖。听说养人哩。”她一边说一边从锅里拿出煎得焦黄的咸鱼,上面撒了干辣椒末儿。”

    “这么多?”

    “你在人家家里吃派饭,没赶上派到我家哩。给你带上,吃呗。”她看他一眼,“昨天晚上给你做下的。”

    他看着她。她的话他是这样听的:昨天就知道你会走的。和你说了那事,你还不吓跑?

    “好吃这鱼,再给你多做。”她眼睛说:你走也没用,你已经知情了。

    “别做了。”他眼睛说:我胆小,再多的秘密我就承受不住了。

    她找了张旧报纸,把鱼包起来。一会油就透过来了。她说:“为啥不做?只要你好吃它。”

    “我好吃它。”

    两人都明白对方说的是什么。一个说:不知为啥,我就是信赖你;另一个答:被你信赖上了,我还有什么办法?

    一时间他觉着把她孤单单撇下了。他想也不敢想这十多年的每一天她是怎么过的。饥荒、运动、寡妇避不了的是非。她还水灵灵地活着。他母亲把他丢在老乡家是偷偷丢的,喂了他最后一次奶,留了几块光洋,趁他睡着了把他留在最富足的一个老乡的大门廊里。母亲想,这个老乡该有足够的米汤来喂大她的儿子。那个富有的老乡真是有足够的粮,把他喂到十四岁。母亲和父亲的部队找回他,把他带走了。他听说那个养他的老乡被分了地;分了牲口,成了那个村最穷的一户老乡。然后他长成一个小伙子,穿上军装,去分富老乡的地给穷老乡。他的书真正的故事,只有葡萄看懂了。他抱住了葡萄,恨不得藏到她身体里去。

    朴同志告诉四清工作队长,会议他参加不了了,他胃出血。工作队的人一点也不怀疑朴同志,因为大伙知道他有慢性胃病。就在葡萄把二大的早饭和洗脸水用篮子挎下地窖时,朴同志坐上史屯公社的“轿车”——那台奖来的手扶拖拉机去了火车站。朴同志一头蓬得老大的浓黑头发给风吹成了个大背头,成了他一生中最规整的发型。他已经把葡萄想成了他的书中人物。一直到他老了,他都在等待机会把这部小说写出来。他老了之后,说话也不莽撞动作也不莽撞了,所以他觉得写葡萄的故事是妄为,时机太不成熟。

    老了的朴同志常常想再去遥远的史屯,看看老了的葡萄。看看她身子脸蛋都老了眼睛还是不是只有六、七岁。可他总是没去。老了的人对许多事都是一想而已。到那时朴同志一头压不平展梳不驯服的黑发也平展了,因为差不多只有贴在头顶的一层薄了。他觉得葡萄这个故事一定要等时机成熟才能写。包括他对葡萄,也老是认识得不成熟。已经是二千零四年了,他的故事其实已熟过了头:学校里的孩子谁还愿意知道“土改”、“反右”、“四清”?孩子们一听说“文革”就说:哎呀早听了一百遍了!他们听一百遍都没听懂,所以不懂也罢了。

    不过朴同志还是把写葡萄的故事当成他一生最壮大一个事。想到这些,他也难免想想他和葡萄有过的机遇,有些不成气候,有些错过了。他到老才不羞于承认自己就是喜爱这一个乡下女人。他想到自己从四清工作队跑回城之后,压了半年的惊,写出一本关于农民过人民公社幸福生活的小说来。那里头是折子故事。有一个折子就是写葡萄的,写她是个养猪模范,泼辣能干,一心为公社。他连一本书都没留在自己书架上,太丢丑了。不过那本书给了他更大的名望,更多的钱,还给了他一个漂亮年轻的妻子。

    那时的老朴同志想到多年前的自己,不可一世,省唯一一家用冷气、暖。夏天家里冷气一开,就成了俱乐部,来聊天、下棋、喝茶的人从早到晚热闹在客厅里。一个死了老婆的同事天天带儿子来做暑假作业。那时他是人王,随便把客厅里的人差成店小二;去,买两包烟,去,弄几瓶啤酒,冰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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